历史哲学文本
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 - 4.3 进化论
牛顿体系着眼于寻求不同元素之间的共性，将每种元素抽象为无差别的单元，然后采用数学进行逻辑描述。这与传统博物学刚好相反。<sup>[1]</sup>
动植物的现代分类系统是由瑞典博物学家卡洛鲁斯·林奈（Linnaeus）建立起来的，在《自然系统》（1735）中，基于1694年卡梅拉琉斯（R．J．Camerarius）发现的植物性别，以生殖器官作为系统所依据的关键性状。植物界被分成若干纲，每一个纲又被分成若干目。要确定一种植物所属的纲和目，只需数一下它的花上的雄蕊和雌蕊。将植物的归类从目细分到属和种则需要更细致的观察，并考虑其花的型状和花的大小。接着林奈在动物学中也引入了类似的分类，并将动物界确定为6个纲。<sup>[2]</sup>植物的命名始于林奈的《植物的种》（1753）和《植物的属》（第5版，1754），动物的命名则始于他的《自然系统》（第10版，1758），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用双命名法命名所有已知的动物。林奈的分类系统，为人类认识自然界的生物，提供了一个实用性的框架。<sup>[3]</sup>随后，林奈的分类系统为布丰<sup>[4]</sup>所反对。布丰认为，“物种以及由物种组成的属，只不过是分类学家想像的产物。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个体，基于自然界存在的只是完全连续的形态的观点，可以反对建立任何分类系统”。<sup>[5]</sup>林奈和布丰在分类法上的区别，实际上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林奈按照 物种 来区分相似的个体，属于类型学概念上的物种，在渊源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哲学：确定物种本质的是理念化的形式或结构，而不是任何一代个体的表面性状。物种——作为系统的基本单位及规则，被认为是一种比构成它的个体更为基本的规则，无论个体如何变化，物种不变。而布丰的体系，则以为自然界中，有的只是个体，而分类如何进行，实际上是由分类者决定的，物种只是思维产物而非自然界之现实，这种物种概念，属于唯名论思路下的物种概念。<sup>[6]</sup>
布丰关于生物连续性的观点，经他的学生拉马克<sup>[7]</sup>进一步发挥。拉马克认为物种之间是连续的，没有确定的界限，物种只有相对的稳定性；物种在外界条件影响下能发生变异，<sup>[8]</sup>古代物种是现代物种的直接祖先，物种一般不会消灭。除此之外，拉马克还因为他提出动物的后天习得性遗传理论（即用进废退）而经常被作为反面典型在教科书中出现。<sup>[9]</sup>
在达尔文之前的思想传统中，实际上隐含着可能包含达尔文进化论的各种观点，
如果将18世纪博物学家不同著作中的片言支语拼接起来，脱离原来的上下文，看起来很像是预先提出了现代的进化论，然而，前达尔文时期博物学家成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试图去解决达尔文所面临的问题和未能解决，而在于他们发现了许多途径去探讨宇宙变化的含义。这个时期的博物学与启蒙哲学的一般背景相适应，而且从某些方面看，在这种背景中并不能产生出与今天的观点几乎相同的观点。<sup>[10]</sup>
皮特·J.鲍勒（Peter J. Bowler）审慎的强调了社会思潮的因素。<sup>[11]</sup>
1831年，作为一个业余对博物学有着强烈兴趣的年轻人，达尔文以船长伴侣的身份，开始随“贝格尔号”历时5年的航行，达尔文游历了南美广大的内陆地区，并因此获得大量的第一手目击资料，<sup>[12]</sup>转而促使他从进化的观点而不是物种固定不变的观点，去看待物种之间的可能联系。这次游历提供了促使达尔文此后一生专注的物种进化的素材。在1837年达尔文游历归来之后，他沉寂了许多年，直到21年之后的1859年，他才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物种起源》，在这段时间里，他广泛地阅读各种门类的书籍，<sup>[13]</sup>这些均有助于促成他关于物种进化的假说，以及这种假说对于人类的可能适用性。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提出了他的假说。这些假说实际上是一个混杂的体系，包括了几个不同的部分：物种增殖、生物进化、渐变理论、共同由来、自然选择。<sup>[14]</sup>在这几个部分之中，物种增殖的观点，来源于马尔萨斯等人；而生物进化，则基本为随后的生物学家所接受。引起比较大争议的是渐变理论，达尔文设想的生物进化，是连续进化：进化通过个体之间微小差异的积累进行。承接林奈—布丰的博物学传统，达尔文的阐释分为两个步骤：先分类，再对类别之间的变化加以阐释。达尔文不再继续遵循林奈开创的根据生殖器官性状来划分的物种恒定的先验概念。转而采用统计学的解释方法，基于建立在统计描述的因素基础上，再进行解释，而不遵循绝对恒定的定律。<sup>[15]</sup>但是达尔文基于他环游南美洲的经验，认为通过研究物种如何迁移到世界各地并发生演变，可以解释生物的分布这一事实。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试图将活体生物，以及发现的生物化石残骸，连贯起来，排列成为一种连续性谱系，从而，得以以一贯之的理解物种之间连续性，以及其间变化的序列关系。在方法论上，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林奈的做法。在林奈的分类系统中，分类的标准已经先验的被设定，生物按照物种的标准被归类。新个体的出现，只是一个归类问题，如同一个图书馆，已经分类排序，出现新的图书，只是被决定该归入哪一个门类的问题，遵循的是传统博物学的做法，一种静态的分类。<sup>[16]</sup>而达尔文追寻的，不是关于生物的分类问题，而是追寻其中动态变化的逻辑，这一静一动，正是林奈和达尔文之间的区别，也是博物学传统和进化论传统的区别。<sup>[17]</sup>基于这一方法，使达尔文强调生物进化的渐变性，他深信“自然界无跳跃”，但是问题在于，从自然界中所发现的生物化石，并不完全连续，甚至有些链条断裂，对此，达尔文采用 中间类型绝灭 和 化石记录不全 作为借口，来为古生物资料所显示的跳跃性变化辩护。这种做法，后来被间断平衡论者和新灾变论者猛烈抨击。
达尔文坚持连续性进化方法论的原因，在于只有基于这一方法论，达尔文才能推导出共同由来这一说法，而这是因为达尔文始终没有弄明白遗传的机制和动力，从而，无法解释变异及多样性这一广为博物学家所熟知的事实，而只能将变异理解成为“随机的”。<sup>[18]</sup>而这一事实，实际上也是自然选择和竞争的基础，因为，如果个体在类型上完全相同的话，即所有个体都具有相同的本质，那么，个体之间的竞争在概念上便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同一群体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变异性，竞争才有可能，而外界的自然选择，也才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作用。没有了变异性，自然选择便失去了作用。每一个个体对待气候、食物、配偶等方面的差异，都形成了不同个体的独特性。正是这一点，使生物学重新接续了博物学传统，而将物种的概念还原到个体的概念。正是这一点，使达尔文在讨论 物种起源 时候，在重新回到关于 物种 的定义这一起点时，发现这个概念的定义，并不如他在游历回来时那么清晰和确切。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个稳定群体的个体变异，不得不被看成一个新的物种。<sup>[19]</sup>这一结果使得 物种 这一概念的有用性变得非常可疑，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达尔文时代遗传原理尚未被揭示，而只能根据生物外形的特征和结果来理解其间的变化动力学的结果。
尽管如此，达尔文始终坚持共同由来的观点，而这很可能是达尔文学说中，最少争议的部分，后来的争议，所发生的是围绕如何证明这一结论的方法。这一假说的出现使自然史中混乱的现象，变得具备充分的可理解性，甚至林奈的分类系统也变得更容易被整理成为一个谱系，生物混乱古怪的分布，也可以通过倒推其祖先扩散的方式来加以考察。这种体系的充分有用性和可理解性，使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最后写道：
最后，这一章已经讨论过的若干事实，依我看来，是这样清楚的明示了，栖息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物种、属和科，在它们各自的纲或群的范围之内，都是从共同祖先传下来的，并且都在生物由来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这样，即使没有其他事实或论证的支持，我也会毫不踌躇的采用这一观点。<sup>[20]</sup>
这或许预示了从一开始，达尔文便已经意识到其理论适用于人的可能性，并在该书第15章的复述中说道：
过去，曾经而且现在还在进化着，这种观点是及其壮丽的。<sup>[21]</sup>
但是，在写完《物种起源》之后，达尔文并没有立即发表关于人的进化的言说，而又再过了12年之后，才发表《人类的由来》以继续前书暗示的观点，这被古尔德称为 达尔文的拖延 。<sup>[22]</sup>古尔德认为，<sup>[23]</sup>达尔文花了极大的精力用于自然史上的旁支末节，比如兰花和藤壶的研究，甚至出版了一本极其晦涩的书籍《论英国和外国的兰花借助于昆虫传粉的种种技巧，并兼论杂交的优良作用》（1862）。在这本书中，达尔文论述了详细而不厌其烦地考察了自花传粉的兰花通过昆虫完成异花传粉的各种策略，<sup>[24]</sup>但是尽管兰花和昆虫的策略是如此精巧，却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兰花利用了和其他花一样的普通信道，却发展出非常复杂的装置，来完成其他花朵轻而易举的行为。如果上帝的造物必然是完美的话，那么，上帝关于兰花的设计，不是一个理想的工程师基于效率和完美而成的产品，因为，一个聪明的工程师，不会做一种如此迂回而没有效率的设计。于是，在这部极其晦涩而不起眼的著作中，达尔文揭示了上帝创造物种的不可能性。达尔文写道：
这种奇怪的部分，属于不再流通的邮票，
按照我的带有修饰的由来观点（进化），痕迹器官只不过是无用的解剖结构，作为祖先功能的痕迹被保留下来，<sup>[25]</sup>
正是这些退化的结构，泄露了生物进化残存的痕迹，而不是上帝全能而完美的设计，而对这些退化结构的考察，使达尔文的进化论完成了对设计论的攻击，而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并发展出了关于人的进化论。在这一意义上，达尔文的拖延和对兰花的考察，使其关于进化的理论穷尽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趋于圆熟。<sup>[26]</sup>
在达尔文所有的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共同由来理论，基于他在游历中的见识，他目见了生物变化的连续性，并由此发展出共同由来的想法；渐变论，则是为了保证连续性的存在；而自然选择和变异，只不过是因为达尔文因为不懂得遗传机制和原理而采取的一种不得以的做法。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牛顿体系一样，其深远影响在于使人们对世界、对人自身，对人的制度，全部重新进行系统的思考。这种影响，随着时代的变更和读者知识背景的不同而一直持续。<sup>[27]</sup>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进化论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其从一开始，便在《物种起源》中，以一种明确不同于已延续多年的被纪录于《圣经》中的上帝在虚无中创造了世界及物种的观点而出现。进而，在《人类的由来》中，当达尔文明确宣布，人乃是从某些低级类型发展而来，
人，尽管有着他一切的华贵的品质，有他高度的同情心，能怜悯到最下贱的人，有他的慈爱，惠泽所及，不仅是其他的人，而且是最卑微的有生之物，有他的上帝一般的智慧，能探索奥秘，而窥测到太阳系的运行和组织，有他一切一切崇高的本领，但，在他的躯干之上，仍然保留着他出身于寒微的永不磨灭的烙印<sup>[28]</sup>
时，便引起了《圣经》原教旨主义和进化论之间，延续几个世纪的缠绵不休的战争，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和90年代，美国法院，关于教科书中 进化论 和 神创论 课程设置的两次不同判决。
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的20年中，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生物学家，都逐渐改变了长久持有的物种不变的立场，转而支持物种进化学说。此时生物学内部，所引起争议的问题并不在于共同由来或者自然选择学说，而在于进化是通过微小变异累积，还是通过重大突变（或革命）起决定性作用的。<sup>[29]</sup>1889年，华莱士在《达尔文主义》一书的序言中写到：
现在反对达尔文意见的，主要针对的是物种发生变化的方式，而不是物种变化这一事实。<sup>[30]</sup>
这充分表明了当时生物学界内对待达尔文进化论的态度。
但达尔文的真正影响，并不在生物学界之内，而在生物学界之外。这表现为达尔文不仅和华莱士一起，提交了一篇富有争议的论文——对一个假说做了一个陈述，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收集到的证据和实践所得的经验，用一个整体逻辑相对自恰的体系串联起来，同时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陈述了任何单一物种的个体自然无限变异的事实，并通过 自然选择 这个概念，说明环境和变异个体之间的互动作用，由此完成生物具有共同由来而且处于不断进化之中这种假说。这一体系，尽管完整却不严密，特别是由于达尔文缺乏对遗传机制的了解，使得他只能从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根据物种演变的结果重新列序说明进化的发生，而无法真正从本质上说明物种或个体是如何变化成为另一物种或个体的。但达尔文从解剖学、古生物学、育种试验等方面收集了大量证据，并充分利用修辞和行文的力量，让民众得以简单而清晰地理解他的思考，这使得他的著作成为一种真正科普意义的畅销书，也使得达尔文主义更容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传播开来。<sup>[31]</sup>
不同的达尔文主义者，分别信奉达尔文学说中生物进化、共同由来、物种增殖、渐变理论、自然选择各部分的混合物，但在不同的国度<sup>[32]</sup>和领域，这些信奉者根据自己所信奉的，重新阐发了这一学说。尽管这些达尔文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sup>[33]</sup>，但在一个问题——共同由来——上，这些人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对他们来说，最本质的就是要确定进化到底是一种自然的、非神力控制的事件，还是受上帝控制的现象。<sup>[34]</sup>并根据这一标准，界分出不同的两大阵营。正是共同由来理论及进化这一核心理念，成为正统神学及基督神学—牛顿主义之外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吸引了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进入而真正成为一种影响社会整体知识认知的意识形态并渗透到其他学科中去。
希腊哲学、基督神学和牛顿体系，追求的是自然界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其关注的是一致性。尽管基督神学关注的是神恩沐浴下的一切，而希腊哲学和牛顿体系注重的是没有时间性的自然规律和必然逻辑。在希腊—牛顿体系视野下，自然没有历史。<sup>[35]</sup>人类和低等生命形式一样，有逻辑但没有时间。所有的知识追求，乃是试图在人生各种变化无常的偶然性背后，追寻事物发展的永恒不变的规律。自启蒙运动及科学革命以来，在基督神学和牛顿体系形成基督—牛顿主义以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深受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sup>[36]</sup>影响。其结果是首创 社会学 （sociology）一词的孔德（Auguste Comte）及其老师圣西门（Saint-Simon），都立意要把自然科学的理想、原理、原则和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上。通过建构一套像自然科学那样严谨的社会知识架构、系统和体系，以全面理解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在《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整合了动物与人类的生物性区别，同时演示了在时间次序下物种如何演变，隐含着人类社会也可能遵循与自然世界同样的原理。这一结果，在方法论上，如同卡尔·波普尔所指出的：除了“通过以纯物理的语言，解释世界上存在计划和宗旨，在原则上，可能把目的论归结为因果关系”之外，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是一个一般化的历史解释。<sup>[37]</sup>这种历史解释的表现，比如关于退化痕迹的考察，很容易被扩展到其他主题中去，<sup>[38]</sup>这样一个带有时间历史性的观点，是和某种因果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这在方法论上，显然不同于希腊哲学和牛顿体系中无时间性差别的因果必然关系。牛顿体系是一个静态图景，而达尔文主义则是把焦点引导了具有时间性的变化上来。
由于引入了 时间 这一因素，使事物在不同时间状态下的变化，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在哲学思潮上，从康德经浪漫主义者到黑格尔，完成了一种类似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工作，指出世界本身乃是处于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乃是在外在形式上可以被观察到的。<sup>[39]</sup>牛顿体系对于物体的运动，重点表达的是一开始状态所引起的惯性和引力，而达尔文主义和自然选择学说，则强调了后天的因素。也即是说，不必假设在植物和动物背后，有某种不变的本性在发育，而是后天的各种条件和原因，诱导使其成为后来表现出来的面貌，所要求的先天条件，只是某种不断的变异而已。只要环境能有足够量的变异和竞争，则通过这种变异和竞争，某些生物形式将因为更能适应环境而生存下来。这样的一种观念，伴随社会过程的急剧变化，以及刚刚挣脱了神权和王权束缚的各种力量的兴起，形成一种强烈的进步观念，并引起各种变种。比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sup>[40]</sup>将 自然选择 变化为 适者生存 学说，然后进一步把生物界进化论几乎直接引进社会学中，认为社会就如大自然的环境，人犹如一切生物，在艰苦的现实中残酷竞争，寻求生存；个人、人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都在接受现实的考验，最有适应力、能战胜别人的强者活下来而弱者被淘汰；一代一代这样子的 汰弱存强 ，就是人类和社会的进步。<sup>[41]</sup>
但是，达尔文的方法论本身带来的最致命的困惑是偶然性问题，由于随机变异成为物种变化的真正原动力，这使得达尔文式的进化不具有任何目的论的特征。**进化并不意味着进步** （evolution is different as progress），进化仅仅意味着一种随机变异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达尔文认为进化没有方向，进化并不导致更高等事物的出现，生物只不过更加适应它们的环境，这就是进化。达尔文一直用 decent with modification 来描述他眼中的形式的变化，只是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才用到 进化 这个词语。<sup>[42]</sup>但从逻辑上看，达尔文以来的进化论观点中， 适者生存 这种观点本身便是一种博物学家一直坚守的环境与适应之间的互动生存理论而已。此时的进化是纯粹物质性而不具备任何目的性的变化。同时，**自然选择** 这个词语成为一个同义反复的套套逻辑结构而已，而不具备任何目的性的适应度标准。只有人为的将这种进化的序列重新排列得到一种终极判断标准之后，进化才成为进步，而进化也获得一种目的论的意义。<sup>[43]</sup>19世纪形成的进步幻象<sup>[44]</sup>，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意识形态上的遗产，很可能便是带来人类对于偶然性世界的重新理解，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深深的虚无主义。
注释：
[1] 在传统的博物学中，每一个个体，比如每一片叶子都是不同的，莱布尼兹说过类似的话：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2] 现代生物学家发现有必要极大扩充林奈的分类阶元，于是，属首先要组成科，然后再组成目和纲。
[3] 参考皮特·J.鲍勒（Peter J. Bowler），《进化思想史》。
[4] 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c De Buffon，1707—1788年。
[5] 即是说，由于不存在先验标准，“猪”、“狗”乃至“人”这种物种上的归属可能无法被定义，这意味着关于生物的历史应该是个体的历史，而不是整体的历史。布丰的观点，有着一种彻底的个人主义，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生命，均有可能是独特而不可被归约和分类。直到达尔文之前，占主流的一直是类型学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思维已经融入了生活的语言之中，比如人们利用山、水、马等名词来指称不同种类的物体。甚至，诸如“河南人”、“盲流”、这种集体名词进行分类的时候，均是采用了这么一种类型学思维，而忽视了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这一事实。
[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达尔文的进化论让人们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个体的演变时，才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社会影响力。
[7] 拉马克，Jean-Baptise Larmarck，1744—1829年。
[8] 比如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的出现就是物种变异的例证。
[9] 环境条件的改变能引起生物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异，环境的改变引起功能的改变，功能的改变引起结构的改变；而具有神经系统的动物，环境的改变先引起生活需要的改变，生活需要的改变又引起习性的改变，新习性的发生和加强，引起身体结构的变化；凡经常使用的器官会发达进化，而经常不用的器官就会萎缩退化，这些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给后代（即获得性遗传），这样经过一代代地积累，就会形成生物的新类型。
[10] 参考皮特·J.鲍勒（Peter J. Bowler），《进化思想史》。
[11]从康德到浪漫主义之间，进化，这个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变化概念，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后，到黑格尔的哲学，“形式”变成一个进化过程。进化论学说意味着“形式”的可变化性，即是“形式”将由过程的条件决定。见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9世纪的思想运动》中第8章《演化成为一个一般观念》，中国城市出版社。在这一点上，拉马克—达尔文的观点，都表现出和这一思潮的相关性。
[12] 比如达尔文挖到的已灭绝物种的化石看上去和在当地生活着的物种很相似，然而并不相同；海岛上的物种看上去和邻近大陆的很相似，然而也不相同。
[13] 比如布儒斯特关于孔德著作的评论，使达尔文意识到理论可能需要建立在数学原理的基础上；政治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和自由竞争的文献，有助于使达尔文确信，一种建立在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有目的倾向机制可以成立；而凯特尔对马尔萨斯的批评，则激发起达尔文对人口原理的关键阅读。
[14] 达尔文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实际上是在不同程度上重新混合发展了不同的部分，这使得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看起来并不相当稳定，而后世眼中的达尔文理论,也或多或少的根据这些部分重新混合，来界定所要论述的达尔文主义。恩斯特·迈尔，《很长的论点》，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5] 这使达尔文的物种概念，看起来类似于一种大量个别事件的平均效果，犹如气体动力学理论或关于电子云的理论。
[16] 这种做法，在中国的例子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17] 在这一意义上，尽管达尔文可能阅读参考过《本草纲目》，但《本草纲目》不可能诞生出进化论，因为它们在方法论本质上是不同的。
[18] 这意味着不仅变异的方向是不定的——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而且变异的原因也不可能直接分析出来。因为这是基于事后的进化结果来推测可能的事前发生的原因及规律——有多种因素均可能促使生物的分布变成现今的分布状况，比如基因变异、气候地质变化、环境变化、生物间的竞争等等，但这些是均已发生许久以前的事。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
由于许久以前的气候变化、地理变化乃至各种偶然的未知的变化，导致生物的迁徙。
[19] 达尔文说到：
物种只是特征强烈显著的、稳定的变种，而且每一个物种首先作为变种而存在。（见《物种起源》第15章）
根据这一观点，我们便能理解，在普通假定由特殊创造行为产生出来的物种，和公认为第二性法则产生出来的变种之间，为什么没有一条界限可定。
[20] 达尔文，《物种起源》，商务印书馆，第14章，P525。
[21] 达尔文，《物种起源》，商务印书馆，第14章，P557。
[22] 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三联书店。
[23] 古尔德，《熊猫的拇指》，三联书店。
[24] 这在经济学上，可以称为——兰花和昆虫的种种“合谋博弈”，以达到生存（最优pay-off）的策略。
[25] 类似的，包括古尔德考察的熊猫的拇指、人的阑尾、鲸鱼的牙齿，甚至人的外耳等。
[26] 这种方法论，类似于牛顿寻找典型实验的做法来说明普遍事实。
[27] 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力，使自然选择学说渗入意识形态领域，形成诸如社会生物学这种言论，以及结合了19世纪的思潮，形成关于进步的观念。
[28]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2005，P940。
[29] 例如，古尔德（Gould）提出的间断平衡理论，这一理论与达尔文渐进论的区别在于：达尔文的渐进论认为变异为自然选择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生物进化的走向由自然选择决定；而间断平衡理论则认为新的物种的产生来自跃变，无论自然选择存在与否。事实上，这种理论只是对达尔文渐进论在某种程度进行了修正。
[30] 转引自《很长的论点》，恩斯特·迈尔，2003，P109。
[31] 尽管实际上达尔文喜欢的是蚯蚓和北极雁的生活习性，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理论。
[32] 比如，格雷在美国、华莱士在东印度群岛、穆勒在南美、海克尔在德国。
[33] 比如，赫胥黎不相信自然选择学说也不相信渐变论，华莱士则保留目的论观点。
[34] 《很长的论点》，恩斯特·迈尔，2003，P.117。
[35] 如同黑格尔所说的，“自然和历史是两码事”。
[36] 实证主义第一是相信和承认世界事物独立于人，自成客观性和客观规律；第二是人可以通过感官感应、观察和理解这些客观现象；第三是专注可观察、测量和验证的现象，以之建构整个系统和体系和因果关系律；第四是人可操控整个系统和体系和因果关系，藉以按人的需要和意志改变现状，达到人的目的，促进理想的实现。
[37] 卡尔·波普尔，《客观的知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P258。
[38] 对于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的考察，正是被保留下来的先前部分的残存，显示了演化的痕迹，而正是依赖于这些退化的痕迹，历史才得以被重建。（第一代移民进都市的农民，依旧保持着乡下的生活习惯以及不变的乡音，而此后世代则逐渐被都市化，从而拥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口音。各种法令、制度及习俗的残存，如户籍制度，粮油补贴政策等，均适用这种退化痕迹的考察。在这一意义上，退化的结构显示了演化的痕迹，存在的未必最优，这才是达尔文方法论的真正含义。
[39] 米德，《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P.187。
[40] 斯宾塞和孔德一样，把社会比喻为生物有机体（organism），但他对“社会动态”（social dynamics）兴趣远大于“社会静态”（social statics）。斯宾塞曾一度主编过《经济学家》杂志，并且是在非常熟悉政治经济学之后，才转向进化论研究。
[41] 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种意识观念导致的结果，除了产生放任资本主义（laissez-faire capitalism）这种彻底的竞争之外，也产生了极右法西斯军国主义。德国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的百多年中，日本19世纪中至20世纪中的百年中，社会思潮和文化哲学的主体、主流都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总方向。日本现代化初期学英国，后来转向学德国，而这种思潮和文献，转到中国，便成了严复的《天演论》，严复在《天演论》导言的评论中写“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一境，且演且进”时，意味着严复所理解的进化论，更多的是带有类似斯宾塞目的论的进化论，而不是古尔德所理解的真正达尔文理论。在中国，这种思潮，伴随民族和救亡的问题，重新嫁接在儒家传统之上，影响了中国此后的走向，相反，英人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百多年，无意间、间接比较全面、整全地传承了英国文化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怀疑主义哲学和思想，然而只是应用性的，没有生根。
[42] 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进化** 一词是1744年由 Albrecht Von Haller 首创，用于胚胎学理论。《牛津英语词典》将这个词追溯到1647年H.More的诗：
外形的展示（进化）弥漫于世界广布的灵魂中。
[43] 这一点，清楚地为哈耶克所意识到，他在《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中《进化、传统和进步》一节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小心翼翼的避免把进化和进步视作同一回事。但是，在我们明确知道正是传统的进化使文明成为可能之后，我们至少可以说，自生自发的进化乃是进步的一项必要条件，即使不是充分条件。
正是在最原初的随机变化的无目的性的达尔文理论的意义上，哈耶克使用了 自生自发秩序 这个词语，这可以窥见哈耶克理论中的进化论渊源。
[44] 索雷尔，《进步的幻象》，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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