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文本
附录C 诺斯替主义的中国热
直到19世纪，关于诺斯替主义的文献大都还是二手的，相关文献主要来自教父的反异端著作中的报道、概要和摘录，以及之后伊斯兰教的历史书和概要性纪录。不同时期的基督教史研究者或者哲学家，都根据自己的观点来阐释这个学派。在基督教会史中, 诺斯替主义被广泛的定义为异端。
1835年，鲍威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1792—1860年）出版专著《基督教的诺斯：或者其历史发展中的基督教宗教哲学》（Die Christliche Gnosis oder die christli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基于黑格尔学说，将诺斯替主义阐释为基督教宗教哲学，强调了诺斯替主义哲学性的一面。而哈纳克<sup>[1]</sup>在《教义史》中说：
诺斯替主义者的做法，是试图对信仰予以原则规范，这即是基督教义的极度希腊化。<sup>[2]</sup>
又再度重复传统的观点，将诺斯替主义当成早期基督教的异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于这个教派的研究从教会史扩展为历史—宗教视野，一战、二战以来，世界剧烈变化，导致学者们看问题的视角及阐释方法均发生变化，对诺斯替主义的评论和看法，也引入新的元素<sup>[3]</sup>。后来的研究者，直指卡尔-巴特、别尔嘉耶夫、布洛赫（Ernst Bloch）、黑格尔、海德格尔、荣格、马克思、马塞尔（Gabriel Marcel）、梅烈日科夫斯基、尼采、施莱尔马赫、谢林、索洛维约夫、托尔斯泰、薇依等，他们身上均可以发现诺斯替游魂。1945年出土的《纳克·罕玛狄经书》（Nag Hammadi Library），为该教派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文献。<sup>[4]</sup>
从时代看，诺斯替主义属于基督教会被定义的最早期的诸种异端之一。对于经历了两千余年演变的基督教来说，到后期框架已经非常成熟，而早期的发展，无论是何种细小之处的分歧，都可能对日后的发展形成巨大的路径分歧。<sup>[5]</sup>诺斯替主义出现时，基督教义尚未成熟稳定，甚至相对于其他文化传统而言，教义还尚在修订演化之中，从而，与后来的教义比较，诺斯替主义表现出大量来自犹太、伊朗、巴比伦和埃及等东方传统的元素，比如说，教义的表达，采用了大量的神话形式，这些元素与希腊的观念以一种非常自由的形式混合。这种方式，更接近于一种原始宗教，而非一种信仰或者神学，从而于古典希腊思想和正统基督教信仰。一方面被基督教教父看成基督教信仰的异端，另一方面，又被新柏拉图主义者看成柏拉图哲学的异端。
诺斯替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二元论、非宇宙主义、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同一的一元论。二元论来源于柏拉图（或源于摩尼教），认为世界和上帝的不同反映了一种异化的处境。非宇宙主义则推导出这个物质世界及其创造者都是无知的，从而是恶的观点。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同一是诺斯替主义的最终目的，世界和创造它的上帝均需要被超越，而哪些被拯救的 属灵的人 要回归它的光明故乡，以使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恢复先前的同一。<sup>[6]</sup>作为完全的他者、异在者和未识者，诺斯替主义的上帝在其概念中更多的是否定而不是肯定。这三个基本特征，是诺斯替主义独立于希腊思想和基督教，并被确定为异端。
很明显，诺斯替主义的基本教义，会推导出一种非常极端的精英主义，这种精英主义自命为自己才是属灵者，而他者，都属于被毁灭的范围。按照这种思维逻辑，真理被认为是需要秘传的，<sup>[7]</sup>将 真理 弄成一种神神秘秘的武林秘籍，这就是诺斯替主义的 秘传和精英主义 特征。<sup>[8]</sup>
关于诺斯替主义在和其他教义竞争中的失败，刘小枫的看法是，与其说 因其教义中有绝对的二元论或是因其中有令人难以承负的恶的学说 ，不如说是因为其 秘传 的性质。所谓 秘传 ，就是仅仅为极少数人，而不是为大众写的书。 秘传 首先得有需要 秘传 的文本，这些文本必须是那些才、学、识都极其高超且德性超迈的人写下的。有了这样的文本，才有如何秘传的问题。秘传解经因其知识的门槛，而具有一种知识贵族或者知识精英主义的特征。而这种个体主义，必然
反对非属灵的、以等级方式建立并受到控制的大教会，
也即是说，反对基于普遍启示的言辞的教理和组织上的建制。<sup>[9]</sup>这意味着诺斯替主义教义上，是非教派，非建制，而具有遗世独立性质的。这种区分，进一步的，被列奥·施特劳斯解释为 哲人 和 先知 的区别。<sup>[10]</sup>哲人只满足于自己内心的批评家，而不向大众说话，因为哲人认为自己的思考是不可言说的。而先知，则面向大众演说。由此， 秘传的真理 和 精英主义 和 哲人 联系起来，三者合一，成为所言说的文本，具有武林秘籍性质的依据。
很吊诡的是，既然哲人所思考的是不可言说的，甚至只为自己而说，那么，哲人为什么还要说呢？既然是个人秘传的真理，诺斯替主义者为何又组成教派，而和其他教派竞争呢？既然是秘传的真理，为何哲人又汲汲于公开呢？为何哲人不遵循消极自由，而还努力于积极自由呢？
刘小枫的解释是：哲人的神圣使命就是思考更好的政治制度。于是，这极小一撮人自然而然可能形成一种秘密小团体，要成为这一团体的成员，就得知道隐藏自己的观点。因为这有双重的政治危险性，一是对百姓生活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否定，从而与其构成价值冲突；再有，哲人所思考的事情已经潜在地否定了现存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从而与现政权构成价值冲突。<sup>[11]</sup>为了避免被误会，也为了自身的性命安全，哲人就需要把自己的说辞分为公开的和隐微的。而隐微的真理，才是其言说的真正目的。
在列奥·施特劳斯和刘小枫的解释中，哲人的神圣使命就是思考更好的政治制度，这被当成所有立论的起点前提。但为什么哲人天生就要去思考政治呢？这么一种泛政治化的结果，是那些被认为曲线书写的文本，都被看成和政治有关。这一点，正是列奥·施特劳斯解经法和希腊哲学求真爱智的纯粹好奇的不同。希腊哲学是衣食富足的有闲阶级的遐思，而列奥·施特劳斯的解经，则是试图成为帝王师而不屑与平民来往的经世之才，因为言论与时代不符，而将言论重新包装，挂羊头卖狗肉的表达。也正是这种阴谋论形式，使得施特劳斯的解经，本身就具有一种装神弄鬼以获得权力的形式，也和中国传统的阴谋家很类似。这么一种解经说，对于经历过已经将意识形态冲突彻底的贯彻到每一个民众的运动中，将一切事件都已经彻底政治化的年代，<sup>[12]</sup>对于那些有志于独立思考，而政治则成为所有一切思考的话题和根源者，无疑是很合适的。<sup>[13]</sup>但对于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年代的学者来说，这种秘密解经法，便真正变成一种拉虎皮，扯大旗的宣传说法了，而很不幸的，则是那些被他们拿来重新解经的文本。
注释：
[1] 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 — 1930年，德国新教神学家、教会史家。
[2] The attempt of the Gnostics to create an apostolic doctrine of faith and a Christian theology, or: the acute 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3] 比如海德格尔的学生约纳斯，便纯粹从哲学观点，以存在主义、解释学、心理学进行诠释。
[4] 此书中译本《灵知派经书》，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
[5] 混沌学说中有 蝴蝶效应 。
[6] 这个版本很类似倪匡一系列的科幻小说，以为地球上的人类，乃是从外星流放过来的囚犯，而那些经过救赎、洗净了的属灵者，才得以回到故乡，而地球上的不知悔改者，将被毁灭。
[7] 这一点，完全不同于科学体系成熟以后，真理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8] 所以，相对于其他宗教力图去亲近大众，诺斯替主义表现出适合幻想者的神秘主义特征，也适合某些具有强烈自大倾向的幻觉者，类似的例子，比如《侠客行》中的白自在。
[9] 刘小枫，《真理为何要秘传》。
[10]
哲学与启示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哲人追求自身的完善，先知无需追求善的知识，仅仅将自己看作上帝的仆人。这导致两种不同的实践方式，
众先知通常对人民、甚至对所有人讲话，而苏格拉底通常只对一个人讲话，（《耶路撒冷与雅典》，第20页）
先知与平民没有信仰冲突。哲人则必须是孤独的，他很像艺术家，只使他内心的批评家满意，当他试图取悦于听众时，他就失去了创造的感知。
转引自刘小枫《哲人与先知的世俗冲突》。
[11] 刘小枫举了一个例子：苏格拉底并不想威胁百姓和政府，但百姓和政府可不一定这么看，他的哲人生活方式本身实际上构成了威胁。
[12] 在这么一种年代，非此即彼，不是黑猫便是白猫，人被迫去划分阵营，被迫去站队，以表明立场。
[13] 刘小枫成长时的年代，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所以很自然的将哲人的思考，归结以政治制度为其神圣使命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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