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具体的运营策略而言，作为用家，面对原料成本价格上涨的大趋势。
(1) 最简单的一个策略，就是在上升周期囤积存货。但囤积原料，一来大量占用现金流，增加成本及消耗本来紧缺的资金，令流动的现金变成沉淀，活水变死水。二来自日本人推广 Just in time 的即时看板生产、零库存管理模式之后，生产线上的存货被认为是一种导致效率不高的原因，生产线上不再囤积大量备用物资。要囤积存货，便只能囤积源头上的原料，同时必须另行开辟场地，专门囤积。但保管货物需占用场地，还需要派专人管理，甚至要购买意外险以防止火烛意外，又增加了额外成本。
原料成本与公司利润之间的联动方式，比常规想象的简单的原料成本下降，利润便上升这种方式更加复杂。其原因在于：在一个信息透明，竞争充分的行业环境中，用家和竞争者的产品售价，会不同程度反映成本的下降幅度。比如前一篇文章分析到，主要成本急剧下降时，一些库存更少的小规模经营者，由于更加灵活，而能快速适用市场，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并很快体现在产品售价上。反而大企业，生产链的延长或者规模的扩大，势必带来生产线上更多存货。库存多，平均成本一下子降不下来，产品售价又得跟着竞争对手走，成本下降，使利润受拖累。但在成本上升周期，通过库存增加存货，如果售价能够反映成本变化，实际上可以增加盈利。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原料价格上涨周期中，这部分存货在账面上按照会计原则进行调整，而不是市场价格即刻显示其在当前时间下的真实价值。这一部分利润便不会立即在会计报表上反映出来。要等到存货被制作成为成品出售，而成品又对应显示出原料涨价时，这反而可能使企业的利润率提高。但对于根据财务报表进行分析者来说，这已经是滞后的数据。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短期下，原料成本上涨，可能提高企业的利润及利润率。但随着原料上涨时间的延长，原来低成本的存货逐渐被消耗，而新补充的存货价格陆续抬高，在周期的末端或者价格逆转时，这部分存货会变成极高的成本，大大压低产品的利润率。甚至如果库存过多，而原料成本急剧下降，产品市场价格又非常敏感的话，过量原料存货，将大大消耗掉企业之前的盈利，造成财务报表上数据的急剧波动。
但是，经济学的原理明确的指出，将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的话，价格上涨，对于大部分商品和服务，必然带来需求的下降，反而可能压低利润。因此，分析成本-售价—利润之间的联动关系，考虑到周期的时滞，不可一概而论，反而要具体问题独立分析。比如上述所讨论的产品售价与成本之间的联动性，在行业与行业之间便各不相同。此时行业的具体产业结构，以及所分析的对象厂家在行业中的地位，至为关键。
比如以煤为主要燃料的火电企业，由于电力企业的上网电价，现今属于政府指导价，而煤价上涨如果幅度大而时间长，而电价一时来不及反映又或因为通胀等原因而受压，产品售价便不能反映成本。而消费行业，比如拉面馆或者海鲜拍档，买卖海鲜随行就市，稍微修改菜单价格，便能很快反映食物原料成本，甚至酒家再按照一定比例收取服务费的话，反而成本上涨，账面利润也相应上涨。因此，消费服务性行业，能够抵抗经济周期，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的通胀周期。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则是房地产公司，一个房地产的盛衰周期，可以是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比如香港楼市，97之前，有30年上涨周期，史所罕见。其原因有三：
港英政府的财政预算平衡思维，以高地价政策来减少其他税收，促进自由贸易，造成土地价格极高。
大陆移民源源不绝，1949年，1966-1976年，历次变动，均促成大陆最有创造力的商人、最有财力的资本家、以及极其年轻的劳动力不断偷渡或者移民到香港，人口大增，需求不断，而上述几者，正是促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极为重要因素。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为避免土地价格突然下降，签署了每年限制卖地50公顷。地产市场的土地供应由两国政府法律文书管控，世所罕见。
因此，香港的楼市，一升再升，长达30年之久。但97之后，大陆经济腾飞，香港楼市，一夜而崩，跌势极为急剧。
对于地产公司来说，土地这一原料，极其重要。因此，地产公司老板，往往囤积土地。有远见的商人，常常部署非常长远的计划，从买地到建成房子出售，可以是1年、数年甚至终身。有些家族企业，比如合和集团，80年代在湾仔所购买的土地，经历香港地产高速泡沫过程，一直升值，却一直荒置，集团的首脑的思维，和传统农民类似，打算将这黄金宝地，留给子孙防身之用，旱涝保收。因此，终身囤积。
而如果企业缺乏远见，土地资源受管制垄断，相应行政效率低下，导致拍卖土地所需时间极长，如果在地产已经上涨了数年再去买地，而楼价不断上升，使拖延建设出售更为有利，地产商便有意无意囤积大量土地，而如果周期忽然逆转，房价急剧下跌，地产公司手上便会有大量土地，成为囤积的库存原料。此时市道走弱，而买地，则往往动用贷款，需要不断按期还息，便出现现金流枯竭而倒闭的情况。
香港30年上升的楼市，当时许多的年轻人，从小童到成人，所认知的知识及经济环境，造成一个错觉，楼市只升不降。大胆借债买楼，乃是必赢生意。因此，往往放大债务杠杠，借钱买楼。也确实出现不少一夜暴富的年轻人，比如地产神童罗兆辉，百利保集团的罗旭瑞等。待到97之后，地产泡沫一夜崩溃，罗兆辉破产沦落，罗旭瑞则从资产270多亿，变成负债100亿。财产数目变化极其迅速。足可印证运作地产公司之现金流及土地囤积对于企业成败之重要。因此，成功的地产公司，对其老板的财务运作技能，相对于其他实体经济行业的企业，更为重要。
对于大多数的工业企业来说，特别轻工业，知识无甚垄断性，投资所需资金又不大，行业进入自由，更加着重毫厘成本之争。生产上，原料消耗和补充速度甚快，在竞争过程中，当竞争对手产品不断调低价格时，能否在不失市场份额的情况下，争取比对手少下降一分，而在成本上升过程中，又能够在不失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比竞争对手的原料成本少一厘，竞争之间，利润多寡，便尽体现在这一分一厘之中。这正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势的体现，而经济学的同质化分析模式，和管理学的差异化分析模式，对待企业角度的不同，也正在于此。
从一个周期观点上看，如果运营策略相对稳定合适的话，在一个周期内，原料的急剧上升和急剧下降的时间极短，或许会影响某一年的运营数据，但在一个周期过程中会被抵消掉。因为生产线的库存必需量不变的话，而上升和下降又保持对应的钟形曲线，那么，从周期的观点看，这部分影响会被抵消。所以，最为保守的策略，乃是依靠企业自身慢慢做大，不理会原料成本波动，任其在周期之中，自然抵消。
(2) 更为激进一些的策略，是通过买卖棉花期货，来锁定其原料成本。这实质上，乃是将囤积的任务，改由其他人进行，即是契约理论中，通过分工之后的契约安排，将达成任务的目标，分解成一系列的不同私人之间的合约。商家通过合约来保证原料价格，而原料的波动，被看成风险，而不是获利的机会，改由愿意承担风险的炒家来保证。
一个期货市场，如果没有额外的机制来消除不可知因素的话，那么，实质上，合约的构成，只是使风险重新分配，而不是消除风险。而如果单纯利用期货市场锁定原料成本，在上升周期，可以获得稳定价格的原料成本，而在下降周期，则同样不能防止利润的下降。但以一个变化周期来观察的话，如果在期货市场保持和囤积存货一样的策略和步骤，那么，实质上，连续的期货市场策略，也可以平滑掉短期差价的波动。但如果这一操作产生了额外的成本，比如期货的高门槛进入费用，或者质量不稳定的话，期货交易的优势，对于实际厂家来说，反而不如囤积存货来得更加可受控制。
但在成本控制上，商家又发展出一个更为激进的策略，即是在上升周期的初期开始囤积存货，而在上升周期的末端，开始出现转折的时候减少存货。这种策略行为，使得运营者表现出一种类似 原料炒家 的性质，各个行业中的采购者，大多自觉不自觉的试图进行这么一种行为，和股市上的短线炒卖者试图通过猜测后市的曲线走向而获利类似。但作为运营者，真正要关注的是周期的基本趋势变动，而不是去通过短期价格变动，炒卖原料获利。因为炒卖是一种极其专业而又带有大量运气性质的行为，所要求的知识，和企业运营完全不同。企业的运营，更应该追求稳定而非短期波动极大的利润。随着时间积累及复利增长，任何一次短期意外的收益，对比于极长周期的利润现金流，都将显得微不足道。一家有心追求永续经营、成就百年企业的公司，应该着眼于构建对抗周期的经营模式，用心追求主业的增长和利润，而非追求短期的一次性中奖。现实中，很少有中国的实业企业参与国际期货，却往往在国内棉花供求紧张时公开、大量、分散购买国际市场的现货棉花，作为原料储备。而多数企业经营者，往往便因为太着眼于预测后市而最终要么丧失稳定的货源，又或者在缺货时被逼高价买回。从事后看，追货的时间，往往正是市场的高点。而炒家，往往则是赢了一场战役，输掉一场战争。
(3) 最后一种策略，便是干脆自己去种植棉花，完成上下游纵向一体化，如果产能对等，便能对冲掉大部分价格波动。比如电厂面对煤炭涨价的问题，由于煤炭消耗奇快，单纯囤积占用资源极多，干脆便自行购买煤炭开发，然后将电厂建在煤矿坑口，随挖随烧，即时发电，既保证原料供应源源不绝，又可节约运输成本。这即是所谓上游纵向一体化。
从标准的经济学假设说，如果中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只能获得该行业平均合理利润，而这两个行业分别又对应社会平均利润的话，又或者以合理资产价格合并，那么，这样一种纵向一体化并不会增加资产的利润率。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体化仍然是增加利润额的，其关键之处在于消除了 双重加价 的问题，比如说，制造商本来通过经销商来面向消费者销售其商品，如果制造商合并了经销商，甚至直接采用直销的方式销售其商品，如果市场价格保持不变，那么，制造商等于吞并了代理商的利润。又或者如果制造商通过降低代理商成本，而将这部分利润体现在产品价格中让利给消费者的话，那么，制造商在不降低利润的情况下，便可以更加具体竞争力。
但是，事实上，更加常见的情形是，当石油价格暴涨时候，炼油厂便大幅度亏损。上下游行业的利润率完全不同，而许多的制造商，仍然雇佣着经销商。这是最为基本的市场经济方式 → 分工。其基本原理是，分工乃是市场所必不可少的形式，就算其中一人在上下游中，生产率均可以获得明显优势，分工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行业之间的生产力差异，使得最具生产力者的专业化可以获得更大福利。因此，从实际的经济运作来看，一体化之后，如果经销链及运作没有变化，那么，一体化事实上只是一个产权的转移。即是所获得的利润实质上没有增加，但利润的产权归属，发生了变化。
用一个例子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比如：在棉花→纱→布→衬衣→销售这样一个产业链上，如果对应的毛利率分别是：在棉花（10%）→纱（5%）→布（20%）→衬衣（25%）→销售（30%）的话，那么，在有限的资金的情况下，投资者应该100%全部投资于衬衣的销售这个最后环节，因为在所有投资项目中，这一项的收益最高。即是分工专业化收益是最大的，而不是将自有资金平均的分配在产业链上。
就算企业可以通过低资金成本的负债来完成一体化的情况下，将所得到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最为高回报率的项目，仍然是利润最大化。因此，一体化成为必要的最大可能原因：
要么是投入后该项目的利润回报率提高，比如棉花价格不断上涨，使投资棉花种植有利可图。但是，这必须能够配合周期，在棉花价格还没有涨上来以前就开始投资，而不是在价格涨上来后再去投入资金。
要么就是资金过剩，过剩的闲置资金，与其放在银行收息，不如投入于更高回报率。但现实中，企业资金过剩的情况少，资金紧缺的情况多。
如果投资于原来项目，由于回报率的递减作用令到回报降低的情况下，才需要考虑投资于其他上下游项目，一方面锁定价格波动，另一方面，通过将资产配置于熟悉行业，以减少风险程度。
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与其自行一体化，还不如依赖于一种和供应商建立一种良好的供货关系，以获得可靠的货源。并且，这种关系，在上升成本周期中，会获得稍微滞后的成本，以及下降周期中，稍微优惠的价格，将进一步减少成本的影响，尽管仍然不足以对付原料成本变化的大趋势。但这个过程，需要极其长期的积累。由于企业与企业的生态环境和具体特定的关系网，这部分信息，属于很隐蔽的行业信息，很少可能被依赖于公开信息的投资者所得到，也很难为匆忙拜访企业进行短期调研的证券分析员的知识领域所能准确判断出来。这部分所体现的，是企业运营中， 人 之要素，非标准同质化的经济学模式所可以抽象化，也更加微妙。
考虑不同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及利用资源的能力不同，使得纵向一体化，对应于不同的具体企业与企业的组合，会出现盈利或者亏损的不同结果。甚至进一步，比如假设电厂不是火电用煤发电，而是用油发电，当石油价格大幅攀升，电厂如果进一步上游一体化，吞并下来的炼油厂，仍然是大幅度亏损，只有进一步一直一体化到原油公司，才可能抵消掉一部分成本。而这样一种一体化，事实上很难和原来所需的产能一一对应。从这一角度上说，一体化，并不是一个很合算的生意。具体而言，这又和行业结构，及所分析厂家在行业中的地位同样相关，有必要对行业的利润率及投资回报周期进一步分析，才能获得更加清晰的认知。
2003-2004年之间，对于纺织行业中运营者来说，最为有趣的事情，莫过于大量的公司跑去新疆，参与棉花以及棉纱的生产。从南疆到北疆，雅戈尔落户喀什、香港溢达落户乌鲁木齐，同时，产业链延伸，比如浙江金鹰落户伊犁、浙江雄峰落户石河子，此后，又有江苏华芳集团落户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棉纺织厂。 鲁泰公司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合资设立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公司，以棉花种植与加工为主业，鲁泰控股51%。
从策略上说，纺织公司投资于棉花生产行业，是一种纵向垂直一体化，一方面可以保证原料的供应稳定，另一方面，对于高端品质，可以获得高端的原料供应。但这样一个战略决定，在任意时间均可以考虑执行，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投资回报率及回报周期。但很有趣的是，纺织行业集中在棉花价格暴涨的时候，去投资棉花种植，其所选择的时间点，和散户在最高位追入股票非常类似。这样一堆企业，一窝蜂的集中去投资经营棉花种植业，实在很类似股市上的羊群行为。由于竞争对手介入新业务，引起一种跟随效果，而不考虑该业务是否完全必要或者赚钱。这或许是之前数年，行业之中数家领头公司，上马液氨后处理线而获得成功的先例在先，才发生这种跟随效果。竞争中的企业，担心落后对手，以一种买保险的心态，追随对手进行一体化。
如同先前所指出的，棉花种植属于农业，而纺织业属于工业。农业和工业，属于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同时也适用于完全不同的竞争环境。种植棉花的收益，完全依赖于收成和市场价格，典型的望天打卦的盈利周期。投资回报期甚长，常常需要10-20年时间。如果市场价格低迷，甚至需要更长时间。最典型的例子，是广东溢达公司，衬衣产量极大，色织布产量却小于鲁泰，本应该加快投资色织布，但却在种植棉花上占用大量资金，投资回报率又长。资金没有被用到能够最大化的地方，其原因是该公司属于私人控股，作为家族企业的领导者，董事长认为有必要自己亲力亲为，招聘大量各门类人才，种植棉花，以获取高品质，为实践自己理想，将人才和资金集中于棉花种植行业，以思考未来的布料创新方向，就算投资回报率极低也在所不惜。从该公司访谈可以看到，该公司在新疆投资棉花种植，长达十年之久，回报缓慢，该项目成为经营者不赚钱的玩具。其结果，是将子弹浪费在不必要的地方，却有可能使得主业的发展缺乏必备资金。如果在十年之先，该公司将投资种植棉花的资金人才，用以扩张色织布生产，恐怕早无鲁泰等公司容身之处。
从这一角度说，在一体化这一事件及策略上，竞争者不同的选择方向，便累积了日后的核心竞争力差异，企业竞争，便如《大富翁游戏》中每一步的掷色子一样，毫厘之间的累积优势，在时间之下彰显。从棉花种植这一事项，便可以看出各家经营者之特点及风格。
下面是鲁泰公司的皮棉生产营运表
过往5年的平均营运数据，毛利率是18.7%，但市场明显甚不稳定，年份与年份之间，收入波动甚大。而且，趋势上，第一、二年确实毛利率甚高，说明企业乃是在棉花价格已经将近达到顶点时才进入，而过量企业的进入，使毛利率降低。同时，2003 - 2007之间，新疆鲁泰获得政府优惠，免征所得税，因此净利润率可能和其他产品类似，如果后续税收豁免条例改变，那么，相对于其他布匹或者衬衣的毛利率，皮棉投资实际上收益不高，远逊于企业在布匹和衬衫上的投资回报。再者，新企业开办，占用本来可以用于其他地方扩展的资金，加重了债务负担，比如2007年的年报显示，新疆鲁泰总资产6亿，全年净利润1,855万。资产回报率只有3%。同时，该公司以机器、土地、存货做担保，获得2.1亿贷款，以利息5%计算，财务费用支出在1,000万以上，这笔投资，看起来并非合算的生意。
相较之下，鲁泰的竞争对手，总资产超过131亿的雅戈尔只投资了1,000万元在新疆种植棉花，而溢达公司则投资了超过一亿美元，其投资金额数目大小，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雅戈尔乃是经过盘算，将资金投入于其他更为赚钱的行业，比如金融、地产、证券、股权投资，而不愿意投入投资回报周期长的棉花种职业。而溢达则是过度投资，挤压资金，没有及时投资于可以有效打击竞争对手的项目。
从访谈中可以看到，鲁泰公司的董事长，实际上，计算过皮棉的投资回报率，与主业的差异，也知道这未必是一项极好投资，但基于行业的趋势及其他压力，最终还是决定在皮棉上投资，相应谨慎的采用合资，以及逐步追加投资的方法。但总体上，这项投资，并非非常赚钱的生意。因此，对于一体化的结论是，尽管原料成本上升趋势确立，但上游纵向一体化，却未必是好生意。
作为一个补充，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配额问题。中国自加入 WTO 之后，棉花配额便成为一个谈判问题，2006年9月后，为了促销新疆的库存棉花，政府实行一个政策，买一送一。即凡购买一吨新疆棉花者，国家相应发放一吨棉花的进口配额，这个政策，也是极其具备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因素。后面来看看企业如何利用这个中国特色政策。
作为转型经济中的强势政府，考虑到农业中的农民，一直是中国数千年动乱的根本动力。为减少动乱，90年代，棉花便被纳入战略储备一项，后来在市场成熟后才逐步取消。1998年开始进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2001年棉花市场虽然完全放开，但棉花生产、经营高度分散。而政府一直通过配额制度，来拉平国际棉花与国内棉花在价格上的差距。比如说，如果国际棉花价格和国内现货价格的差距是2,000元/吨的话，那么，如果将每吨的进口配额价格，设定为2,000元或者略略低一点以覆盖投机者的运输成本的话，便可以保持这一差距。而政府则可以通过出卖这个配额权，而获得税收收入，相应运作的官员，也可以通过寻租来获得灰色收入。在保护农户之名下，掌权各方皆大欢喜。
但长远而言，这种体系，相当于一种税收，抬高了用家的成本，而棉纺行业的厂家，则将这一成本转嫁给终端的消费者，整体市场上的消费者，便被迫以更高的成本，获得更低质量的棉花。而生产棉花的农户，也继续被维持于小农经济状态，在相同份额的产能下，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力，反过来则意味着相对于美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民收入要低很多。新疆地区，棉花种植竞争剧烈，加上交通因素影响，常出现棉花卖不出去的现象，因此，当地政府便推出配合买一送一的做法。
对于鲁泰来说，一体化之后，棉花种植的设计目的就是自用，但棉花品质有差异，国外的棉花，如果扣除税收配额因素，有可能价格更低。因此，如果本来产量和需求是一万吨皮棉，与其全部自用，便不如外销一部分，比如5,000吨外销于国内其他厂家，另外5000吨自用，再从国外进口5,000吨棉花，由于不需要缴纳配额税收，便能够进一步降低成本。从实际的操作上看，该公司应该是充分利用了配额优惠这一政策，同时囤积大量棉花，故而在2007年年底，看到未来棉花价格可能不再增长的趋势，将库存劣质棉花作为非经常性收益出售。分析员常会误认为这是该公司利用财务技巧调节利润，实际上，却可能意味着该公司的运营策略调整。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经济大环境及国家政策常变动不定，有能力的经营者，是能够充分利用环境，获得有利竞争地位。而外部分析者，除了要利用财务报表看出公司的运营收益之外，更应该考察出公司的经营之道，才能有先见之明。
在整个织布工业生产过程中，工艺上最困难之处是织布及其后处理。色织布的工艺，是先将纱线或长丝经过染色，然后使用色纱进行织布，这种面料称为 色织布 。大体上，一匹布可以分为经纬方向，经向的纱线主要是提供布匹的弹力，而纬向的上色纱线则是使布匹出现花纹。织布产业化不难，但要织出好布，却是十分艰难。（这个联结指出布匹之验收标准，甚为复杂。纱线常有断头，漏纬。所以，生产时常不得不多投料以防止因为生产良率不佳而无法交足货，多投部分，便成为冗余成本，吞吃所剩无几之利润。
棉花纺织品在各类成本中，占最大支出的成本，是棉花成本。大体上，棉纺织行业的成本一般是七分纱、八分布——出纱线产品的时候，原棉、原料占到70%的成本，人工费、管理费、水电费和利润大约占30%；而到了织布环节，纱线的成本占总成本的80%，人工、管理费、水电费和利润只占20%。折算过来的话，对于纱线和布匹一体化的企业，棉花大约要占据50%以上的成本，而另外20%则是其他原料，剩余的是人工、水电、管理费和利润。因此，棉花及相关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一旦价格飙升，便急剧影响纺织业的成本。而工人薪水的提高，将更严重的影响纱线产品的企业，甚于织布企业。
现在全球棉花生产和消费基本集中在六个国家。中国、美国、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巴西，这六个国家超过全世界棉花生产和消费的76％。而中国是世界最大消费国，消费比例是全部产量的30－40％。而且中国也是最大的棉花生产国。但是，棉花价格的定价，却不在中国决定。
由于中国盛行计划经济数十年，而转型期间，先前制度、人事、权力等社会结构形态并未随之同步转型。一些垄断行业的价格，仍然掌握在某少数人手中，特别是牵涉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定价，常被称为指导性价格，但实际上其运作机制乃是处于一种秘密阴谋的形态。而在一个成熟的高度自由的市场中，价格乃是由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博弈而成。全球扁平化的趋势，使得交易在何处成交的地点并不重要，交易的关键，在于市场流通，而买卖双方能够各取所需，通过价格自由体现其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自发发展，自然催生期货交易。对于许多炒家来说，期货提供了一个赌博和炒卖的场所，但对于商品的用家和提供者来说，期货市场最为实质的功用，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锁定成本价格，清晰对未来预期，从而减少不确定性风险。
衡量棉花价格的合适标尺是国际棉花价格。尽管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棉纺织品的出口国。但中国的棉花期货市场，却远未成熟，在国际棉花贸易中，最权威的两个价格：一是纽约期货交易所的棉花期货价格；二是英国利物浦棉花展望公司整理的 CotlookA 和 CotlookB 指数。这反映了中国在金融业及期货业方面的薄弱，但这个过程，却没有所谓争夺定价权之说，乃因金融业之兴旺，极其需要公平的制度、规则、法律、及透明的信息等诸多社会制度支持，而这正是过去30年来极权行政体系转型过程中最为薄弱环节。
下图是国际棉花期现货自1990年以来的价格，数据更新到2008年。价格最高是1995年上半年。而后再没有达到历史高点。
与所要考察内容比较直接相关的，是2000年以后的价格走势。下图，是2000年以后，国内现货价与国际现货价格对比图。
国内的棉花价格，要比美国七大市场平均价高约3,000-4,500元/吨。与纽约现货价，则有2,000-2,500元差距。其原因，除了显示了棉花质量差异之外，也显示了交易成本的不同，也即是风险贴水问题。
棉花种植及采摘业，乃是一种极其娇气的行业，怕风怕雨怕雹，包地种棉花形同赌博，风调雨顺还好，包地人就能够大赚一笔，相反，如果在棉花的开花期间碰到风雨雹，所有的投入全都泡汤了，包地人就会大亏。但如果天气好时，则又会到处丰收，谷贱伤农。同时，棉花质量，也与天气有关，布料要拉力足够好，便必须使用长绒棉。长时间的阴雨、高温天气，除了使棉花产量下降，也降低品质。因此，种植棉花的农户，若果没有期货市场来套期保护，整体价格便需要风险贴水，即是某一年有更高的售价，来平衡坏年份的亏损，才能使市场不出现短缺。期货市场成熟，实际上乃是提供了供需双方的必要信息，降低需求供应之间偏差的错位，同时也平滑了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中国的农业和工业不同，没有形成行业规模，大体是小农经济，期货市场必须执行统一可参照标准，才能降低买卖双方日后的风险。标准越清晰，越可执行，而交货可清晰验收并执行相关标准，才能减少日后货不对板的风险。同时，一个完善可追溯的信用体系及其后续配套措施，是日后出问题时的纠正机制。小农经济的一个突出恶果，便是交易者众，但成规模者少而执行标准混乱，同时，信用甚为可疑。比如棉花包装中以重量计价，棉农相应常增加包装重量，参入铁丝。不稳定的质量供应标准，是中国棉花期货市场实际执行起来，交易成本远高于美国的原因。作为中国特色之一，国家规定了一个苛刻的执行标准，但实践起来，棉花交易中，买卖双方基本上是看货论价、就货定价。真正参与期货交易者甚少。期货市场不发达的一个结果，便是美国采用大规模生产，而且有成熟的金融期货市场来减少行业损耗，因此，如同上图显示，国际棉花价格实际上要略低于中国实际现货。
下面来看看棉花成本是如何变化，以及厂家如何应付这一问题，从数据可以观察到，2000年以后，国际棉花价格的最低点，出现在2001年10月—2002年6月之间，期间棉花价格下降了约40%，而最高点，则出现在2003年10月-2004年7月之间，上涨了30%。国内现货，相对于国际棉花价格，约有3个月的滞后时间。
根据这一数据，来对照鲁泰的布匹生产成本：如果按照棉花成本在布匹成本的50%计算，棉花价格下降40%，意味着成本最高可以下降20%，但厂家不是高明的炒家，无法在最高点清零，而在最低点全仓买入。适宜的折中计算办法，是以平均价9,500元/吨作为参照体系，以这一数值计算，比上一年下降了约21%，相应布匹的合理生产成本，应该下降11%，但实际上鲁泰在2002年的成本，比上一年只下降了7%，尽管已经是此后数年的最低点，但下降幅度，仍没有平均幅度大，这说明其生产过程中，有大量库存及时间滞后，因此成本无法一时完全降下来。
更为有趣的是，数据显示，成本下降，并没有带来利润的上升，相反，利润也达到了此后数年的历史低点。其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小规模竞争者，库存较少，在市场上，随行就市，即买即加工，因此成本更加低廉，而能够及时反映棉花成本价格，而后再进一步在市场上割价竞争，迫使鲁泰只好跟随。同时，下游客户掌握到棉花价格下跌的信息及市场竞争情况，反过来也会要求供应商降价，因此，该公司只好被迫降价：数据显示，2002年，该公司布匹成本下降了不到7%，但售价下降了接近8%，相应其他人力，设备折旧等成本无法反映在产品售价中，因此，利润率下降了接近10%。因此，原料成本急剧下降带来的直接结果，不是利润上升，反而是利润下降。
此后，2002年1月—2003年10月之间，棉花价格从7,000元/吨的谷底，爬升回13,000元/吨。继续以合理平均价9,500计算，约上升了36%，但该公司布匹成本基本没有大变化。相反，厂家却利用这一机会，将布匹的单位售价，提高了13%，从而使利润提高了33%。与上述解释同一逻辑，市场中小型生产者，由于没有库存，随时买现货加工生产，周期较短，因此最终有一部分原料成本要反映到产品售价中去，而鲁泰生产周期长，特别是原料库存多，因此，能够抵抗短周期的原料价格上涨，成本没有明显上升的同时，售价却紧贴市场同步提价，从而大获其利。相应的结论是，原料价格慢慢上升，对于公司的盈利，反而有帮助。但同时看到，售价上升幅度，只约占市场平均成本上升幅度的30%。
再来看看2003年—2004年的数据，棉花在半年间上涨了30%，升势凌厉，此时总体布匹成本，不再是不上涨，如果继续按照50%计算的话，则合理的上涨幅度应该是15%，但实际一下子上涨了22%，一部分原因，是原来库存使用殆尽，因此，成本充分反映棉花价格波动。其他原因，则可能与会计准则有关，公司加大了库存，成本在当年体现，从而令到成本增大。同时，这部分增大成本，可能掩盖了其他在财务、人力等方面的开支上升。此时的产品售价只提高了16%，占平均成本上升幅度的50%。因此每米布的利润只能勉强维持不变。从棉花上涨幅度与产品售价上涨的幅度看，2003-2004年这一波，产品售价幅度上涨要大于上2年，这一方面说明了行业之中，一些小生产者被清洗出局，剩余的，能够更加集中起来提价。
到了2005年7月以后，棉花价格趋于稳定。在13,000-15,000元/吨之间运行，价格相对稳定。棉花价格不再跑上跑下。由此，合适考察棉花成本的波动对厂家的营运的合适周期区间，是2000-2005年。如果将这六年看成一个周期，来统计鲁泰公司的布匹生产在成本、售价及利润上的变化，可以发现，总体上，成本上涨了30%，产品售价提高了28%，而每米布利润则累计上涨了30%，每米布的利润上升幅度，在一个周期下，和成本-售价上升幅度一致。也即是说，一个棉花成本波动周期做下来，该公司的布匹售价基本上将原料的成本变化抵消，并转嫁给用家。这说明原料因素上的波动，在短期会冲击厂家，因此导致每一年的成本、售价、利润幅度都不同，但一个周期完成下来，成本波动会被一个有能力的厂家所吸收抵消。用类似的方法计算，可以看到，衬衫也呈现类似趋势，在一个周期中，大部分成本基本上被转嫁出去，但少部分成本需要被厂家吸收，从而每件衬衫的利润幅度略为下降。
很有趣的结论是，与一般常识所认为的，原料成本下降，会使公司利润增大相反，原料成本下降，厂家的利润不是上升，反而会比成本下降的幅度更大。而同时，原料成本慢慢上升，反而有利于厂家的利润，只有到了后期急剧上升，才导致厂家无法将成本完全转嫁出去。之所以与常识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厂家处于产业链的中游，同时，其行业地位，具备一定的价格谈判力。并非所有厂家或者所有行业都适合采用这条通则，而需要投资者根据具体的情况，分别对待。这同时也说明，作为投资者或者公司运营的考察者，监察相应公司应对原料成本波动及运营成绩的合适周期，不是一年，而是一个营运周期，单纯以某一年的年报或者业绩来进行考察，比如说，单纯根据每股盈利的数据，并根据市盈率投资，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和判断。更为关键的是，要划分出一个周期，来监察公司的运营，同时，这个周期并非通用的经济周期，而是根据具体的问题进行划分。
上一节，讨论了英国纺织业的兴起到衰落间，几种决定性力量的作用。就经济史和企业竞争研究而言，企业的失败，便如不幸的婚姻一样，家家都有自己不为人道的故事。但在外人看来，其实大同小异。一旦将漫漫时间长河所发生的许多企业兴衰案例，一路看下来时，会觉得其间变化，有时也有脉络可寻。
当中国从1978年开始，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全球化视野之中时，三十年中，许多企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其间之故事，许多可以在先前三百年他国的故事中找到对应的先声。英国的纺织业漫长的发展史，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足够长的样本，来讨论产业演变的竞争过程，研究其中的起承转合，对照现今诸种商业竞争，便如当日达尔文在加拉巴哥群島，看见诸种与常见物种相似而又不同的动物一样，熟悉而又陌生。过往企业的兴衰，犹如古化石，为现今的企业，提供一个可供考察的远亲，虽不能指示出企业发展演变的明确结局，但却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视角和可能的渠道。
在上一节的讨论中，所得到的教训是，企业的竞争，除了索洛模式所设定的条件：技术（机器）、资本、人力之外，各种各样的地理区位、政治约束、工人素质，乃至不同的工会制度、社会文化特性，犹如群岛上的不同地理、气候，食物环境，均可作用于企业的竞争力之中，使得企业最终形成不同的面貌，而企业的竞争，则如自然界狮虎相博，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竞争力，最终将决出胜负。生死每每系于一线，而成败则早有因果。
将许多复杂的因素，简单的称为制度差异，未免失之笼统。但直接归因于某一因素，比如宗教的十字架精神或人种上的基因差异，则为妄人。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是管理层，经济环境变动，对股东来说，最重要的，是考察公司管理层的决策，看看大环境是否适合公司增长，而面对经济环境的变化，管理层又是否有能力去应对。
2005年以来，中国的纺织业面对一系列的经济环境变化，包括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快速升值、出口退税率逐步下调、利率和准备金逐步上调，以及原材料、能源、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环保条件更加严酷，进出口配额变化及内外资所得税调整等问题，令到出口依存度极高的纺织企业各种成本上涨，利润下跌，相应，不少投资者抛售纺织业股票，配合大市下跌，令到股价受压。
不少公司，应对这个局面的策略，是进一步加速多元化经营路线，比如雅戈尔便向地产、金融多方出击，魏桥创业则除了纺织之外，也加大发展热电、电解铝等产业。更直接的，黑牡丹干脆在2007年，加大股票、基金等短期投资的力度，特别是上半年，来自于短期投资收益与一次性收益，占了公司净利润93%的比重。而整年的投资收益达6,075.6万元，较上年增加203.21%，约占公司营业利润总额的70%。其中，投资有价证券收益高达5,575.4万元，大部份利润来自于股票、基金等短期投资获得的收益。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07年底至2008年股市急速下跌，使得黑牡丹盈利急剧下降，连董事长也被逼下台。事实上，无论是加速多角化转型，还是转战股市、楼市，实际上均意味着不再拓展本行生意。上一节，讨论了英国纺织业数百年历史，历经无数经济周期，依然一直很发达。是否中国现在的纺织业真的不值得投资？世界上有人，文化习俗不变，便总要穿衣服。纺织业这门生意，看起来将伴随人类文明长始终。如果继续从事纺织生意，那么，企业又是如何去应付这些问题？下面，要讨论的是一个企业，鲁泰纺织公司对这些问题的应付。
按照该公司资料介绍，该公司前身鲁泰纺织有限公司，于1988年10月18日由淄博七棉与泰纶纺织共同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1990年3月鲁泰纺织有限公司正式开业投产。1993年实行股份制改造，发行内部职工股2,000万股。199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市场发行B股8,000万股，融资1.5亿元港币。2000年底，公司又成功增发A股5,000万股，融资8.9亿元。公司资产从1997年的5.9亿发展到2007年的58.6亿，净资产从3亿发展到22.6亿。发展成为具有棉花种植、纺纱、漂染、织布、整理、制衣综合垂直生产能力的纺织企业集团。公司主要产品为纱线、色织布、衬衣三大系列，产品销往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等36个国家和地区。产品85%销往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简而言之，这是一家配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世界工厂路线过程中，从国营体系转制过来的股份企业。该公司的产品单一，而没有其他产业混杂，核心产品是色织布，并围绕色织布形成产业链：
棉花种植→面料加工（纺纱→漂染→织布→整理）→制衣→品牌营销
其中制衣和品牌营销、渠道建设，属于商业。棉花原料属于农业。从棉花到纱线、织布、后处理，则属于工业。鲁泰的核心，在于工业，而非商业和农业。鲁泰员工人数在2007年达到16,562人。产品又超过70%以上外销，属于典型的出口企业。工厂集中在山东，没有在全球其他地方有工厂，因此经营管理上是一家彻底的本地企业，几乎之前提及的所有不利因素，从劳动力成本到出口退税调整，乃至人民币升值，均直接影响着这个公司。而根据公司年报，公司也没有将资产转移去投资股票或者房地产，而继续集中于主业。下面，要谈论的是，该公司如何去应付这些问题。
要理解公司的运营，如同笔者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所直接指出的，考察一个公司的办法，是考察经过数个循环之后，企业是否能够利用经济大环境，在环境适宜，银根宽松时，适时而动。而在经济收缩时，能够稳守现金流来保持企业正常运转，而不至于被银行和供应商逼债而倒闭。这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的赚钱能力的形式之一。长期下，体现的是管理层的战略，而非战术。这种一种赚钱能力的差别会最终体现在企业会计年报的长期盈利及资产、规模的数据之中。
也即是说，任何市场上的好消息，坏消息，经济环境的变化因素和企业的应对能力，最终必须体现在企业的财务年报中，成为某一个栏目的数据，就算短期企业可以通过一些财务技巧，进行创造性会计粉饰，又或者隐藏利润，但长期下，终将体现在其运营数据及财务数据中。而投资者，要研究公司的经营，所要着眼的，便是通过搜集、理解数据，来理解公司的运营，而在此之前，需要了解的，是公司的 生意模式 Business Model ，即是理解每一个行业所独有的营商之道及其要点，再根据年报数据及各方面数据，来衡量、佐证其营商之成绩。
工业企业的生意模式甚是简单，可以直接引用索洛模型，即是 $$产出 = 技术 (资本、人力)$$ 而$$利润 = (销售收入 - 成本) * (1 - 税收\text{%})$$ 一个存续的工业股的分析，关键是看其主营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而非看其PB，因为公司未计算清盘之前，其资产意义不大，而工业企业一旦清盘，多数是企业已经老化而倒闭，设备残旧，不足为用，净值所剩无己。计算 PB 意义不大，也即是说，对于一家仍在发展的企业，对其业绩的评价，着重点在于 《损益表》Profit & Loss Account ，而其他两份表格是用来协助其他方面的分析，比如可以利用 《资产负债表》 来观察其借贷情况，而 《现金流量表》 来观察其收入或支出，看是否会有现金流枯竭断裂而破产之风险。
对照鲁泰年报，读者心中，需有以下会计方程式，以协助跟踪其生意运营：（损益表有多种格式，采用下面这一格式的原因，是该公司2007年以后，采用这种格式，与先前年份格式不尽相同。）
营业总收入 = 产品单价 * 销量←汇率变动影响- 营业总成本：
营业成本←原料、能源成本 营业税金←增值税（出口退税）、营业税 销售费用←广告、营销、存储、运输 管理费用←人工成本增加 财务费用←银行利率变动、借款相关 其他（资产减值）←地产价值重估= 营业利润 + 营业外收入 - 营业外支出←投资股票、地产等非主营业务 - 所得税←所得税调整影响 = 净利润 /股东数量←增发扩股，股权摊薄 = 每股收益
投资者所着眼的，应是每股盈利能力，是否能够持续不断增加。而各种负面因素，对盈利的影响，则对应于具体不同的项目。
大体上，投资者对汇率波动对纺织业中出口企业的担心，最大来源在于，中国出口到亚洲或者美洲区的产品是以美元计价，如果产品缺乏提价能力，在售价没有办法提高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便意味着以人民币计价的实际收入减少。
考察这一项，做法甚为简单，因该公司产品集中在色织布和衬衣，只需考察该公司销售收入对销售产品的单价变化，便可以知道，该公司为了竞争，是否进行割价销售。
由上表可知，色织布按人民币计价的单价，在2005年之后，并没有下降，尽管涨价趋势没有2002年以来凌厉，但说明公司仍然能够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转嫁给下游买家。同时，可以看到，产品涨价幅度，没有成本上升幅度大，每米色织布的利润，并没有提高，因此可以看到毛利率在下降。
同样，可以考察衬衫的单价（产量数据有调整）：衬衫销售单价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情况下，公司产品能够提价，而且提价幅度超越汇率变化，变相将通胀输出给其他国家。
相对而言，衬衫毛利要略高于色织布。布的对数图：
可以看到，除了2001-2002年间，每米布的利润稍微下降之外，其他时间，每米布的成本、售价及利润率的变化趋势均甚为稳定，特别是每米布的利润自2003年以来，营业成本和营业收入、利润几乎按接近的幅度同步增长。
衬衫大体也呈现类似趋势，基本上，产量增长幅度惊人，而销售成本、收入、利润，则几乎同步增长。衬衫每件平均成本60元人民币，售价约80元，赚约20元/件的加工费。
市场上，中高端衬衣一件可以卖到300-1,000元，如果单纯以成本80元考量，则利润惊人。但要达到这个水平，则必须能够将80元成本的产品，营销出数倍以上的价格，这属于商业营销的范围，而非大规模工业的范围。
总体可以得到结论是，汇率变化，并没有影响到该公司产品以人民币计价的实际售价。公司能够将汇率变化差异，通过加价转移给国外消费者，同时，加价并没有带来产量和销量的下降，反而产量一直在增加。公司能够将产品加价转移给客户，而不是降价销售，说明公司在价格博弈中，有 谈判权力 Bargaining Power ，这与公司在行业中所处位置，及其与竞争对手的博弈关系有关。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进一步深入分析，留待下一节进行。
在上述数据中，同样可以看到，单位成本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产品售价不能完全随成本上升的幅度上涨，从而令到毛利率不断下降。从长远上看，这是该公司盈利要长期增长的主要问题。当产品边际利润率不断下降，公司盈利要增长，便只有依赖于产量的扩大。当产量规模的扩大达到一定限制之后，公司的盈利便可能不再增长。
因此，投资者必须密切分析究竟成本上升来源于何处，以进一步分析公司如何对应这一问题。
地震吸引了眼球，并形成道德标杆，使得在这个时候谈论赚钱似乎在道德上会被质疑，但从一个更久远的视角上看，人类存在于地球已经超越百万年之久，人类的文明史上，天灾一直不断，但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却越来越如老鼠或蟑螂般大量繁衍，甚至可以看成地球的一种癌症，而在最近的几万年间，文明高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社会物质生活和对世界的了解认知，更有深刻认识。期间天灾所带来的伤害及对生命的创伤，远没有各种战争、革命、镇压、大屠杀，乃至假天灾之名而实为人祸所导致的饿死及为劣质房屋压死的人更多。
正是各种知识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活有所改善，也正是知识和制度的发展，使得人类在许多地方，已经得以脱离贫穷，愚昧，极、权，而免于再度饿死或为房屋压死，申诉无门。如同森所指出，自由言论和媒体的开放，作为一种知识上的积累，减少了天灾的伤害和死亡。而这也一过程，包括森的言论和文集，同样被禁止，删节阉割。
体现在资本市场上，资源通过试错，通过买卖投票，最终被合理投放到更为需要的地方去，而这正是朝圣山诸人当日所指出的，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在整体知识和信息的整合上，有着更为优胜之处。长期上看，投资赚钱，实际上是社会对正确知识的一种奖励。在这一意义上，赚钱之道，实际也是知识之道，是远比歌颂主旋律更为有利于人类面对灾害之道。甚至退一步说，没有赚钱，何来捐输？而从更加长远的立场上看，如同笔者一贯的观点，-------地震充其量只是一场重感冒，市场，仍然是目前反对极、权的唯一力量。由此为在震后铺天盖地一片歌颂声的主旋律中，继续谈论赚钱之道辩护。
上一节写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直到1914年之前，英国出口的纺织品，占全球的70%以上，典型的例子，如1907年，英国所出口的棉纺织品，便占据了英国总产量的89%，此时的英国是外向型的全球纺织品工厂。值得探讨的问题是：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其在17世纪以来的技术优势，从一开始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地区，并积累形成一种 技术先行优势 ，由于技术的演化需要时间积累，因此，其他国家和地区，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模仿来超越英国。
1840年以来，美国参与并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的技术发展，特别是重工业方面，是以美国和德国为领先。尽管这一场革命并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样充分具有历史意义，但其创造、发明的大量技术及其应用，乃是当代许多工业的基础。美国同样有纺织业，（比如一直延续到后来成为巴菲特的投资公司的纺织工厂）但却没有和英国一样，发展成为一种面向全球出口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反而是从1840-1914年之间的70多年间，继续让英国占据出口市场。在不再存在技术领先优势的情况下，是什么让英国继续占据全球市场？
从1914年到1930年，不到20年间，在纺织业上，日本飞快的超越了英国，到1940年以前，日本的棉制品，在全球出口市场占据了39%，而英国的市场份额，下降到27%。是什么力量使日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打败了英国？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解释模式，$$产出 = 技术 * (资本，人力)$$在工业时代，技术和机器捆绑在一起，只要资本家有钱买的起机器，然后雇佣工人，理论上说，工厂是可以到处迁移的，在一个平面化的地球上的任意地点制造产品。但实际上，上面英国和日本的纺织业竞争故事说明，在这个模式之后，还有其他因素作用于工业史的变迁之中，使得纺织工业没有出现一种到处百花齐放，随时随地自由迁徙的所谓平面化竞争，而是出现一种依托某些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并在时间上是线性竞争发展的局面，那么，制约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球平面化竞争的约束因素是什么？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末，在经济上高速崛起，在电子，纺织业诸方面成为世界工厂，其原因常常被解释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低工资、低资金成本（尤其是公共资金）、低土地价格和低不可再生资源价格为驱动。而现今各种制约因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将使中国丧失制造业优势。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相关的纺织、电子制造业将外迁到越南等人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带来与台湾类似的产业空洞化问题，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对上述纺织工业变迁史所继续的纵向考察，将有利于解答上述问题，并为未来中国纺织工业走向提供一个可能的线索。带着上述这些问题，可以来继续探讨纺织业的历史。
纺织工业从一开始，是一门与水密切相关的产业。比如织染漂洗便要用到大量的水，而自1790年第一次用水力来作为动力，推动纺织机以来，水也是重要的动力来源。河流本身也是物资进出的良好的运输渠道。所以，早期的纺织业都零散围绕着河流展开。这是纺织业一开始的地理因素，水流即是演化博弈论所谓的聚点。比如英国的纺织业，集中于兰开郡，特别是欧德汉姆河，而美国的纺织业，一开始则集中于弗尔河。从这一角度说，历史传统上，纺织业不会出现在中东等沙漠地区。同样也不会出现在中国陕西、山西、新疆等水资源不丰富的省份。
从机器的发明、发展史来说，机器的出现，一开始仅是在某程度上代替了人力的部分功能，随着逐步的功能模块化，长远的终极目标，是完全彻底的自动化生产。相信在未来，智能机器人将完全在动力上代替人力的作用，并进一步拓展了人类对自然和物质的认识。但人力并没有因此废弃，在机器尚未达到的模糊判断、分析能力方面，人力的作用仍然不可代替。这个过程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约300年的时间中，一直在进行并仍然在继续中，在可见的将来，相信将有大量并长足的发展。
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代，使用弓箭，百步穿杨，除了需要有好眼力，还要求有手的力量及稳定性，而这几种因素，需要集合在一起进行。力量和准确性的要求，使得神箭手的数量极少。但弩的出现，使得拉弓，射箭被分解成为两个不同的动作，并分阶段进行。材料的改良，可以使拉弓上弦这个动作，由几个大力士来完成，而瞄准、射箭也进一步被分工专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人力的素质要求被工具分解并专业化，而从整体上说，射箭的准确率和射程却提高了。由于竞争的作用，最终打胜仗的，是投资改良技术和培养专门化人力一方，打败了数量极少的养由基。
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搬运工。最简单的搬运，就是依靠人力直接提起重物，然后搬运，在古代，建造一个金字塔，需要数十万人力来搬运。在轮子发明以后，搬运过程被分解，相应人力的素质也根据过程被分解—搬上车，运输两个步骤。由此，搬运的效率和产量被提高。对于同样的产量来说，工具的发明和使用，节约了人力。当轮子被进一步更替成为林德叉车之后，载重量和速度又进一步提高。需要的人力，不再是大力士，而是类似于汽车司机的判断力和敏捷性。最终，一个流水线设计的自动传送带，便彻底代替人力完成了一个搬运过程。
机器的演变，从初期粗糙的原始工具，慢慢变成设计精良，生产准确，可持续大量生产的自动化流水线。在早期，研发既包括兴趣，也包括一些偶然因素。但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研发除了个人兴趣之外，最终是由市场推动并评判的。每一代新的机器的发明，价格上都应该比原来的机器贵并导致原有型号机器在价格上的下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力和资源投资用于研发机器。而作为资本家来说，对新出现的机器的采用，均意味着成本更高，资本密度也更高的投资，这种投资势必要么依靠更高产出、更好质量，要么能够降低人力成本，在这些方面上得到补偿甚至有效的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才能够吸引资本家去投资采用新的机器。
在这个生产及代替过程中，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观察到的，人力，实际上是附庸于机器的。当机器出现以后，传统手工娴熟的手艺工人的工作便不断的被非熟练工人大量代替。技术变革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对手工技艺的攻击。而每一种机器，每一次技术变革，既废弃了过去的手工技能，又带来了新的手工技能要求。
在英国的整个纺织业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关键流程是极其关键的，早期是纺纱，后期是织布。而从历史发展看，多种带着历史印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均是和纺纱过程配套发展起来的。纺纱机的变化，是其中一个主导技术，纺纱工，在机器动力出现以后，便离开以前的手工纺纱机，开始上在普通纺纱机上工作，后来更进一步在自动纺纱机上工作，这是整个价值链的关键因素。也是整个制度因素的关键。
普通纺纱机和自动纺纱机的主要区别是，纱线的缠绕不是自动进行，而需要人工缠绕，需要协调性、注意力和技术，工人长时间工作，注意力不集中出现疏忽时，便容易出现断线而需要将机器重新启动。这时的重新启动，不是如电脑一般按一下按钮，而是需要去真正用手去推动极其笨重的机器，使其运转起来。于是，在这方面，男性员工比女性员工及小童在体力上有先天上的优势。随着普通纺纱机为了追求产能而变得体积庞大时，这一优势更加明显。但自动纺纱机一旦出现，使得配合这种机器的工作，便集中于接线这个工作，而不是对机器的推拉工作，此时，需要的人力技能，不是体力，而是缠绕纱线的精准熟练，相对女性和童工或许更有优势。
这便带来一个问题，在上一代普通纺纱机上已经技艺精熟的男性技工，便面临着需要重新开始学习，和非熟练的女性技工竞争，甚至在某些技能上，远不如新技工的尴尬局面。
同样，由于机器的变化，也带来另外一个职业，机器看护工的变化。在英国早期，比如1875年，这个职业所包括的工作，是检查机器的磨损情况，包括各种吊绳的松紧情况，清理齿轮，上油，润滑。这个职业在当代，类似于机器维修工。在普通纺纱机时代，由于机器经常出问题，而制造机器的工艺本身，又使得一台机器可能与另一台机器不同而具备自己独有的特点，因此，长期使用某台具体机器的工人，能够深刻的摸通这台机器的脾气，甚至有些人能够配合它而发展出某些特殊技能。随着时间过去，配备在这台机器上的工人团队，便类似一种师傅和学徒团队，资历较长的工人，教导新招聘进来的工人，来完成其中粗重廉价的工作，而自己则充分利用其对机器特性的熟悉，承担机器看护的角色。进一步形成一个 纺纱工-接线工 的分工体系。而这样一个工作，在自动纺纱机出现以后，则继续进一步演化，纺纱工便变成专业的机器看护工，不但负责接线，也负责机器看护，维修，形成 机器看护工-接线工 体系。长远上看，只有在电气时代进入大规模生产及专业化之后，这部分工作才由受过电气教育的技工来专门负责，而在小规模的作坊中，往往是由一个能够完成所有工作的通才来负责。
从17世纪开始发展的英国纺织业，相对于其他国家此后面临的工业化转型问题来说，有更充足的时间，来显示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非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力量，个别发展制约企业的经济生产导致的结果。
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中，制度并没有列入一个作用因素。企业被看成一个黑箱式的生产函数，产能，仅仅和技术水平、资本投入和人力数量有关。而厂家在市场上的竞争，被假设成为一种自由竞争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由成本和售价之差决定的利润又成为产能的线性函数。于是，在技术水平，资本投入相同的情况下，人力成本的高低，将直接与竞争的结果相关。因此，任何完成制度转型，后发追赶的国家，最容易观察到并用来解释其产业的成功的主要因素，便是人力成本的低廉。许多80年代在汽车业上被日本打败的美国人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他们的失败，同样，许多被中国的纺织电子业打败的国家和工厂，也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他们的失败，而剩下的必然之义，就是一旦人力成本提高，就必须外迁。
但现实并非如此。一个企业最终卖出的产品的单位成本里面，非但包括了那些制造出来，但没有卖出去而需要减值或者废弃的部分，也包括那些制造过程报废的产品，更加深入的，制造产品的成本，除了包括人工成本之外，还包括各类财务费用、土地成本。另外，同样一台机器，面对一帮努力工作的工人，和面对一帮充满怨气的工人，产量和质量可能完全不同。于是，人力素质的差异便显现出来。再进一步，现代的生产，涉及大量人员群体的组织管理，合作问题。分工带来的管理问题，正是拿高薪的 MBA 们投资学习的关键核心部分，大量 MBA 的存在，正说明了在技术、资本、人力之外，管理上的差别，会带来不同的产出效率。而不同的分销渠道和营销能力，也为同样的产品，带来不同的销售值和利润。马克思或许会将这部分差异，称为剩余价值。如果一个均衡的经济状态真的存在并可以衡量的话，哪么，这部分价值与其差别，或许可以被称为剩余价值。每一个企业所追求的，便正是超过其他公司的剩余价值，而非一种平均利润。（参见笔者之前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范式的差异》一节）但这部分剩余价值，并非完全来自生产线上的第一线劳动工人，除非马克思所指的，是这个公司所有员工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但这部分里面，依然包含了资本的价值，以及公司管理人员出错时，股东所必须承受的血本无归的风险价值。
在如此之多的非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所包括的影响因素中，处于不同社会框架、体系下的不同公司，由于不同的外部环境条件，内部管理体系，会表现出千差万别的面貌，而在公司之名下，这些不同的竞争力最终会交到市场上来评判，这就是公司作为一个竞争衡量单位的实质。（参见笔者之前的《企业的实质》一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讨论制度因素、人文环境因素等，才能理解在类似的技术水平，机器，人工工资情况下，为何企业和企业，会出现不同的竞争力，更进一步的，人文，环境，地理，经济因素，均超越了资本家所能控制的范围。事实上，资本家所能控制的只是投资的资本，选择的机器、管理模式、投资规模等少数因素，那么，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了资本家的选择？再考虑工人的博弈选择的话，那么，这些因素又会如何进一步导向不同公司、工厂对于不同技术的选择？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另一个极其深远的变化在于，人类从此无法返回到工业革命之前可供选择的自给自足生活农业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加的与世无争生活不再可能。这一过程从英国开始，传遍欧洲、亚洲，甚至本来尚未进入这个技术革新进程的中东诸国，由于此后石油矿物的大量应用，被卷入这个全球分工的链条。而蒙古草原上的牧民，则受惠于流动电话的普及。全球化不可抑止并加速进行。
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带来的一个组织问题，便是分工和合作的问题，更为直接的，是雇工和雇主之间的利益分配争议带来的冲突问题。与农业社会不同的是，工业社会中可以观察到大量劳动力被工厂或者服务部门雇佣。以中国为例子，如果人口按照15亿来计算的话，有一半左右的人口，已经不再归类入农业户口，而就算那些被定义为农民的，实际上的工作，也不是单纯的集中于传统的农耕生活。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家庭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从农业转向工业的第一步。这个制度形式本身，意味着契约，而契约及契约精神，正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考虑到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转型，正是由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30年间，所完成的，实际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秩序扩展在如此短时间内的缩影。因此，实际上，考察过往300年的历史，有助于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工业化道路。
在一个处于演变中的经济体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人们对于实际上所发生的事物的认知，要滞后于实际上的演变，也即是说，事物往往在发生了演变之后很久，才为人们所认知。这也是哈耶克所指出的，制度乃是自生自发秩序扩展之产物，而非人们所构建的根本逻辑。但对于一个开放出来，和外界接触并从外界学习的经济体而言，许多制度是可以通过直接的认知，并进一步被模仿、学习，从而可以完成一种有目的的模仿构建，而不必依赖于缓慢的自我演变、慢慢探索而进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对失去稳定的恐惧，以及对既得利益的防守，使得许多知识性的认知和制度性的建构，被人为的阻挠，有时甚至需要通过坦克来屠杀主张变革的学生青年，并在此后近20年的时间内，予以一种沉默的无形谋杀。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便是，观念性的认知，和现实的错位。
一个有趣的例子，便是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观念问题。如同雷蒙阿隆在《阶级斗争》中所说明，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版本中，均是一个核心概念。但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任何著作中，均没有得到任何的系统论述并明确定义。而马克思本人，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和预言家，也从没有试图去定义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观念中，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可以随意选择的定义问题：马克思认为，
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时才真正存在，但倘若不承认阶级斗争，便不可能有阶级意识，一个阶级只有当它发现要对其他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识。
这样一种理论带来的问题，便是，究竟是谁才属于这个被共产主义先验选中的工人阶级？这个问题便类似于谁是革命党一样。阿Q也曾以为他自己是革命党，但在接收革命果实时，才知道自己原来不是革命党。但在被送上行刑台后，才又模模糊糊意识到，自己原来又是革命党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正与此类似。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极其有用的可供任意阐释的模糊框架。这样一种概念框架为斗争及其事后解释，提供了大量方便。当需要人为划分出集团时，集团便自然的被按上阶级的标签，并进行斗争，而这样的一种结果，便是1966-1976年之间，全民由于缺乏稳定的标签定义，互相斗争，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体系制度的崩溃，并在一种天灾之名的情况下，大量的人被饿死或者全民性怠工。这样一个人类史上最为悲惨无耻的实验，最终通过安徽几十个农民，自发的以一种家庭承包责任制形式的血手印，来重新开始一次新的契约精神。
当统治者在煽动革命，夺得政权，不期望再来一次革命之后。这样一个框架，便被套用于一个所谓的全民所有的概念，企业由国家所有，国家由全民所有。从而，作为工人自己，不需要和那些代表自己的管理者去斗争。通过这样一种诡辩术来弱化工人阶级斗争这套理念被应用时的杀伤力。事实上，这样一个诡辩，当在一个不知所云的主人翁概念下，产权被耗散时，对于工人来说，还远没有现今美国500强的员工年金被用来购买自己企业的股票更有一种事实上的所有权，并可以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从一种定义事实角度来说，不管产业中的工人财产地位如何，无论如何去定义其社会地位，在技术上，他们乃是和机器，企业组织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手上是否有其他股票，产权或者财富，只要他们受雇于他者，并利用某些他人提供的工具或者机器从事生产活动，受雇和雇佣之间的生产关系，或者契约关系便得以成立。从而便带来一个不完全契约所产生的效率损失，或者说，交易成本问题。也带来雇主和受雇者之间的博弈、冲突问题。而正是马克思主义框架容易把这样一个问题突出变成一种整体社会层面上的冲突激化，影响和谐社会，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关于工人阶级的地位，工会的存在，及与雇佣关系的问题上，官方一直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角色：一套作为保守主义沿袭下来的官方理论，和现实中自身的利益处于对立的地位。而那些教导这样一套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便在一种不知所谓、自欺欺人的无耻教育中，浪费粮食。
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历史上，工会组织一直处于一种极具影响的地位。和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的泛全民性及极具攻击性不同，英国的纺织业工会，实际上是一种小团体组织。在纺纱行业中，师傅-学徒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为一种内部承包制度，在一台纺纱机上工作了几十年的纺纱工，慢慢变成机器看护工，成为最高级的员工，并进一步控制了大接线工和小接线工。英国兰开郡的机器看护工，终其一生，都和一家特定的工厂和一个特定的纺纱机连在一起，除非工厂倒闭他才会和其脱离。而工会组织的存在，便是这样一些工人的联合会，目的是来保证这些人的收入及其地位。
这样一种内部承包制度，类似于日本的年功序列制的终身雇佣，在一个相对持续稳定的环境下，可以为最下层员工提供一种远景上的隐含激励，使得他们愿意接受年轻时候的低薪水来换取年老时的高收入，从而获得工人的支持。但随着时代的演变，组织中机器看护工，作为上层管理者和高收入者，其利益与下层的纱线工并不完全一致。随着自动纺纱机的引入，纺纱工和机器看护工的利益被分化，于是，这个联盟分化成为两个不同的工会组织，为各自的利益做斗争。而不是马克思所构想的，一种泛全民化的阶级。
工会这种斗争，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实际上控制了车间的生产，工厂的管理几乎是完全按照之前所确定的条文和规定来进行。这些内容包括需要雇佣的工人数目，职责和报酬，而这正是工会和资本家经过漫长的斗争之后所确立的默认条款，这些条款，几乎被看成具有法律效力，并为双方所默认。如同在上述关于技术变革的情形中所说明的，技术的变革势必带来原有熟悉机器的有力量的男性接线工被非熟练的女工和小童代替。而一个保守的工会，从一开始可能可以通过一种远景上的激励来鼓励员工在原有机器上努力工作，但一旦新的机器引入会代替、取消原来的工作，或者削减其工资时，工会组织的存在，便变成反对新机器引入的力量。并进而反对其他有可能取代其既有地位的变革。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1886年，伯尔顿的机器看护工联盟，禁止资本家雇佣女性接线工，并通过决议决定拒绝将接线技术传授给女童，或者为其创造任何工作机会。这样一个决议，是以女性的身体，由于处于闷热的纺纱房中，而容易出现衣着暴露的道德名义进行的。在后世的文字中，这样一个决议，更可能被解释为一种类似于最低工资法的保护底层女工的道德决议。但事实上，在所有道德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却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为，最好的改善底层百姓生活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份工作，并减少对他们的赋税和盘剥。
与其他后来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比较，英国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工会力量极大。工会组织及其契约条款这样一个传统的历史是如此悠长，以至于成为一种新进入的资本家，先验的默认其存在，并基于其上考虑其投资生产。而所签订的保障少部分工头的契约，事实上，等于资本家放弃了对工厂和车间的相当部分的在美国体系下所应该拥有的权力，来换取工人的和平协作所能创造出来的剩余。
在这样一种约束条件下，由于采用新的劳力节约型的机器，会引起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失业而受到抵制，而员工的控制权又不在资本家及其管理代表的手中，从而，管理者所能做的事情，便是基于现存的机器、技术、劳力，转而寻找更为低廉的物料，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出勉强合乎质量要求的产品，这样一种努力的结果，便是使用越来越劣质的棉花。
从编年史上看，这样一个转折点，大概发生在1889年前后。此后的英国资本家，在试图投资纺纱业时，采用自动纺纱机的比例极低。而在美国的佛尔河，纺纱业正飞速发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纺纱业主要在集中在佛尔河边，30-40个工厂的投资是由7个关系密切的家族进行的，而工人则处于大量的流动状态。从而，资本家和工人的博弈力量完全不同于英国。在美国的纺织业，工会罢工的多次失败后，转而接受资本家的生产管理。对于工人来说，由于缺乏一种终身制的安全雇佣保障，从而更看重短期的薪水收入，从而处于一种高流动性。
面对高流动性的工人，美国的资本家，转而投资于采用更高程度的劳动节约型机器，比如环形纺纱机和自动织布机，减少对车间技术及熟练工人的依赖，从而得以雇佣更低成本的半熟练工人，在投资上，则把翼锭精纱机和自动织布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工厂，这在英国完全因为受到工会的抵制而不可想象。而高资本密度的投资，进一步带来高质量棉花的使用，以获得高质量的产品产出和利润。
进而，美国的资本家投资于生产管理的改进，以提高生产的效率，这就是后来成为美国管理体系的典型特征之一的管理资本主义：将车间生产管理从车间的技术工人手中剥离出来，转而移交到管理科层制结构下的人事体系中去。同时，将人力招聘、培训从技术工人手中接管过来，转由人事部门直接负责。这样一种管理资本主义的突出成就，就是亨利福特的汽车装配流水线。通过一种流程的重新设计，使得工人的工作努力被机器的速度直接衡量。从马克思的角度，或许会认为这是将人彻底的降格为机器的附属品，但是，福特为了招聘到足够的工人，大幅度的提高了工人的薪水，每日5美元。在付出高的劳力工资之后，产量和质量依然大幅度提高，资本家由此获得更高的利润。
英国和美国的产业面貌的区别，由于工会力量的不同，最终出现了英国是以相对的过时的机器，廉价低劣的棉花，资本家放弃对车间生产管理的权力，生产廉价的产品。而美国则通过连续的追加投资，既包括对劳力节约型机器的投资，也包括产房设计的投资，管理结构、管理团队的投资，最终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这样一种产业结构，需要的，仅仅是市场规模的扩大，来降低每一单位的产品成本，以打败英国同样价格，但质量更为恶劣的产品。
事实上，英国的纺织工业的衰败，从1890年便已经注定，而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为日本所超过。其原因实质上很简单，1890年此后的20多年间的世界市场，多是欠发达国家，包括印度，中国，土耳其，埃及，巴西、阿根廷等地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白人殖民地。这些外国市场的消费者所需要的是价格更为低廉，而相对质量要求不高的产品。而英国国内的市场，需要的是质量更好的产品。这样一种市场分割，使得英国兰开郡的棉花产业，也分为两个体系，美国体系和埃及体系，以配合这样一个两部分不同的市场。
当1910年，日本的丰田佐吉游历美国和欧洲，深刻的感悟美国的新兴工业，回国后重新创办自己的丰田自动纺织公司及丰田棉纱公司，并进而在1927年，正式投产其自行发明的 G型自动织布机之后，这台自动织布机比传统贵两倍，但效率奇高，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操作25台机器，却只能操作2-3台传统机器。新机器的投资，配合新使用的将美国棉和埃及棉混合起来的日本独有技术，加上美国生产管理体系的引入，更为廉价的劳力，很快使日本在纺织业上打败了英国。而日本的纺织业巨头，日后将其在纺织业上的经验，进一步带入汽车业，成为美国青出于蓝的学生。
由此可以回答文章先前的几个问题：
英国的纺织业衰败，事实上从1890年就已经注定，而延续多了30年，原因仅仅是因为市场并没有成熟升级到一个更广阔的层面，在消费者越来越挑剔的情况下，低端的产业必然被淘汰，这只是迟早的问题。
产业的升级需要投资，投资不但包括更为高级的劳动节约型机器的投资，也包括管理结构上的投资，以至于流程的重新设计，以及更加高质量原料的使用，而目的是生产更加高质量高利润的产品。
在这样一个升级过程中，手工技术型的熟练劳力越来越为机器所代替，转而配备的是适合新机器的劳力。但由于劳力之外的其他物资的升级投资，反过来会带动工人薪水的提高。因而工人薪水提高乃是必然之义，而不是竞争力丧失。
产业竞争，并非简单的全球平面化，而是一种必须配合各自的环境，文化背景情况下的综合竞争力的竞争，而非简单的劳动力成本竞争。各种非新古典经济学之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及偶然条件，均可能影响产业的博弈。仅仅用劳动力成本来解释并衡量未来的竞争趋势，是不足的。
下文先离开从日本到香港、东南亚、中国的产业迁移讨论，转而利用前面所得到的结论，来进一步讨论一个具体的公司，在这样一个产业升级过程中，面对经济环境变化所应对的努力。
Michael chen 2008-6-9
纺织业是制造业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工业史上最早变革的行业。
衣服乃是人类踏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必需品，在文明之初，布帛的生产是如此艰难，以致在中国文学记载中，有夏桀的妃子妹喜，好裂帛之声的传说，来形容美貌的妃子，是如何无知挥霍而导致亡国。而孟郊的 慈母手中线，临行密密缝 则用来描述母爱之伟大。但无论如何，数千年来，人类以家庭为单位，积累了大量与纺织衣物相关的手工知识及技能，直至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行业的状况。
18世纪，一系列的发明，发生于英国的棉纺织业，从而导致了 工厂制度 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生产方式的产生。其他又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的变化：
这数方面的重大变革，引起其他社会种种领域相应的变化，并形成一种自我持续的增长、演变，最终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在思维、行为方式上的认知。而在社会分工层面上，对于纺织工业乃至世界工业史来说，除了上述的三点在技术和原料上的变革之外，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密集的人群，以机器为核心，集中在 工厂 中进行生产。
以技术划界的话，1760年以来的所谓 工业革命 可以简单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60-1840年，领导者是英国。代表性产品是蒸汽机和棉纺织品、铁器，陶瓷。组织形式上是工厂的出现。第二个阶段是（1840-1950）领导者是英美，德法。主要的变化领域是通讯和交通，代表产品是电报、铁路，钢材，涡轮机，汽车、收音机，电视机乃至抗生素。最重要的组织形态，是大公司的出现，以及管理职业化。第三个阶段，是1950年以后，由美国、日本，欧洲领导。典型产品是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复印机、移动电话、软件乃至避孕药品。组织形式上的变化，是全球化的加速以及知识性工作变得极其重要。工人从劳力工人变化到技术工人，再到知识工人。在劳动力和市场上，1978-19/89年之间最重要的变化，则是东欧、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向改革开放路线转变。这样一种转变，除了意味着计划经济的彻底失败之外，也使得全球最少有30亿人，从计划经济的围墙中走了出来，变成参与市场竞争的劳动力，并迅速通过学习，模仿，利用工业革命以来的机器成就、吸收相关的知识及组织管理方式，使得产出和竞争急剧增加，并进一步改变人们对于世界和市场的观念。
1760-1914年，纺织业是英国人的天下。在此之前，更为古老的组织形式，是家庭以及独立作坊，但他们生产出来的纺织品，并非完全自给自足，而是和农产品一样，通过供应其原料并购买其产品的商人，销售到远方的市场上去，（这样一种市场力量，联结了城市和农村，情况类似许悼云在《汉代农业》中所描述的，以大城市为点，而以农村为网，形成一个广泛的大市场。从一个非常宏大的全球化视野来看，中国的丝绸，通过丝绸之路出口，吸收了罗马的白银，使罗马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并引发此后的分裂。这一节故事，可以去读笔者此前在《历史哲学概述》系列中的论述。）而在后方，织工雇佣了邻居，成为服装商。漂洗工和染工，积累资本，直接订立合同，再进一步实现后向一体化。但直到18世纪以前，纺织业在生产上的分工合作，仍然停留于十数人的范围内，而未发展成为一种规模生产。
在讨论棉纺织业的发展之前，先简单解释一下这一产业的技术流程：几乎所有的纺织工业都可以分为四个主要步骤：
根据《中国证券报》对纺织行业现在四十家上市公司的分类，其中虽然有一些公司主业已经不再是纺织产品，而成为 壳 ，用来投资房地产，金融等其他行业。但主要从事纺织业的企业，产品所经过的生产流程，基本上，仍然和二百多年前没有什么大区别。所区别的，只是使用的机器以及原料、工艺上的深化，以及在全球化广阔的市场上，成本和质量的竞争。
工业革命所使用的新技术是从棉纺织工业上革新，而非从毛纺织业上革新，原因在于棉花是植物的、稳定的纤维，而羊毛是有机的、易变的纤维，本身在技术上，棉花较羊毛更容易采用机械化作业。同时，原材料供应上，增大棉花种植面积比增加绵羊数量也容易很多。而一旦技术上，棉花的使用出现优势并在一个规模的产业链中维持较长的时间后，基于棉花纺织产品之上的服装生产技术，便会进一步自发深化，带动人们在口味和消费上的进一步发展，进而自发创造其市场。
在早期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有数项技术，大大促进了机器在和手工生产的竞争过程中获得绝对优势。凯伊的飞梭（1733），Wyatt 和保罗的纺纱机（1738），保罗的梳毛机、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克隆普顿的骡机（1779）。周有光：
发明飞梭，引起纱荒。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布匹幅度加宽，生产效率提高一倍。织布加快，发生纱线供不应求。
珍妮纺机，代替手工。1738年惠特发明滚轮式纺纱机，
不用手指纺出棉纱。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珍妮是他妻子的名字），一只手摇动，18个锭子同时旋转，产量大增，解决了纱荒。但是，纱线均匀而不结实，只能作纬线，不能做经线。改用水力，技术杂交。1769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推动的纺纱机，纱线结实，可作经线，但是结实而不均匀。1779年克隆普敦兼采珍妮机和水力纺纱机的优点，发明
技术杂交的骡机，解决纱线不均匀问题。技术更新，大量生产。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水力自动织布机，一根纱线折断，全机自动停止，效率提高40倍，纺织技术全面提高，实现大量生产。配合纺织，在漂白、染色、印花等方面也实行机械化；发明净棉机、梳棉机和整染机。从棉纺织的机械化，发展到毛纺织、麻纺织和丝纺织的机械化。纺织业的机械化初步成熟。
在这个时期，机器对于人力的优势已经明显显现出来：比如珍妮纺纱机相当于6-12个手工纺纱工，而一台水力纺纱机，相当于数百名纺纱工。而带有200-300个纱锭的由动力驱动的骡机，则远胜于一个80锭的珍妮纺纱机。纺纱流程上机器的改良，带动织布流程上的研发，1787年，卡特莱特发明动力织布机。到19世纪20时代，一台动力织布机相当于7。5个织工。更为重要的是，机器纺纱所生产出来的质量稳定性，远非人工所能比拟。到了19世纪中期，动力织布机在英国达到25万架。而手工织工的就业，则从25万人下降到4万人。而不久以后，进一步下降到3000人。
纺纱和织布的工艺提升，促使漂白、梳绵、后整理等工艺进一步提高，带动化学制剂的应用。机器的大量使用，使机器故障成为大问题，又进一步促进对材料的研究，皮带取代拉绳，铁被大量应用，蒸汽机的改良使其运行更加平稳，到了1825年，罗伯兹的自动骡机，使自动生产成为可能。1828年，John Thorp 发明翼锭精纺机，将骡机的间断性生产，进一步改进为连续性环形生产。到了1894年，Northrop 建造了第一台自动织布机。每一种新技术和机械的发明，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或质量，并带动更大规模的产业发展。而大规模生产，则进一步带动在动力的研究和开发，进一步节约劳动和燃料。这一趋势，不断自发深化，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手工织工彻底消失。
在这一过程，得到的教训是，在工业品的生产过程上，一旦超越某种规模后，机器的生产效率便大大超越手工。而在不考虑其他条件下，竞争的主要核心是机器，工人所需要接受的训练是如何使用机器，并配合机器的速度来完成生产环节。到1914年，英国人拥有世界纺纱纱锭总数的3/5，技术上远远领先于其对手，并独霸了世界上棉纱和棉制品的出口市场，其平均出口份额大概在70-80%之间。直到1920年以后，日本人在这一领域的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从1840年以后，二次工业革命便已开始，科学技术的应用，创造出大量此前人类所未有的物品，并进一步改变人们的沟通和行为方式。而在此过程中，英国的纺织业，仍维持了约80年，才被日本人所超越。在讨论日本的兴起之前，要提到的是美国人在组织形式上的创造。美国最早的纺织工厂，发端于 Samuel Slater，他是英国 Arkwright 的工匠。熟悉从梳绵、纺纱、骡机等整个系统，到了美国以后，他直接复制了英国的机器。到1808年，美国有15家棉纺厂。1807年，由于担心卷入欧洲战争，Jefferson 签署禁运法令，进口品价格飙升，带动内陆制造业勃兴。到1809年，美国大约有100家棉纺厂。但1814年战争结束，海外商品潮涌而来，美国的纺织品便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洗牌和转型。
美国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制造布匹的所有流程，联合于一家工厂。这一过程大约在1812年后的30年间。在英国，纺纱和织布的过程是分开的，同时，普遍使用男工。因此，走锭纺纱机一直被延用。美国在组织形式上，将纺纱和织布的生产过程的联合起来，促进生产速度提高，更重要的是，整个工厂从一开始的建造设计，便根据生产流程来配合。比如说，将不同流程建设在不同楼层，然后独立监察管理，原棉进入底楼，而布匹成品则形成于顶楼，然后分别在内部专业化管理生产。这样一种将不同环节的生产流程在一个工厂内部一体化的过程，成为此后的基本模式。
同时，配合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与钢铁相关一系列产业的变化，并利用其在钢铁浇筑，金属加工，机床方面的成就，美国除了可以自给自足本土的纺织业需求之外，更集中发展了纺织机械业。在1813-1853年间，纺织机械业一直是美国最大的重工业。并成为此后各种其他工业的摇篮，从纺织业和纺织机械业培训出来的工人，为其他工业提供了大部分生产工具，并充分发展了美国金属加工技能。到1860年，美国成功解决了工业化，到1914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出在全世界领先。但工业化，并没有结束。而纺织业，直到沃伦巴菲特开始专业投资之后仍然存在，后来名望卓著的伯克希尔哈撒威公司原本就是一个纺织公司，这家公司是在1889年创建的，当时取名为伯克希尔棉纺织厂；现如今的名称是在伯克希尔棉纺织厂与哈撒韦纺织厂合并时采用的，后者也是在1889年创建的。沃伦巴菲特意识到棉纺织品生产无法与外国人竞争，伯克希尔公司于1969年逐步撤出了这种前景黯淡的生产业务，并被改造为一家专业投资公司，并发展到今天成为最昂贵的股票。
上一节写到，市场经济专利并非仅存在于某些受保护的垄断行业或者新兴高新科技行业，传统行业的企业，也可以发展出市场经济专利，这一节进一步讨论一个传统行业：纺织服装业。
自人类离开伊甸园，衣服便成为必不可少的需求。随后，进入农业社会，男耕女织便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按照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记载，商以来，织布技术便已经广泛使用。数千年来，尽管其他物质及新的生活方式、需求源出不断，但农业和纺织业，作为衣食住行之首，依旧为人类之基本需求。
从投资角度看，人类特性之一，是喜新厌旧，所谓衣不如新是也，衣服乃是一种需要不断重复消耗的物品。尽管时代观念日新月异，女士服装用料越来越少，裸奔也层出不穷。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爱美偏好被进一步强化，女士们会不自觉采购远超越其生活所必需的衣物，这样一种倾向，在过去30年间，随着全球最大人口的几个国家，比如中国，印度等陆续卷入全球化进程，生活日渐富裕，衣物折旧加速，进一步带来消耗量增加，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从文。革期间单调的衣服颜色及统一服装，走向多色彩，裸露和奇装异服并存的新潮流。相信在未来，纺织服装及相关物料的需求，仍然将进一步增大，并形成持续性的重复消费，从而，其中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有些能够从无垄断优势的价格竞争型企业发展出自己的市场专利，成为持久性竞争优势企业。
纺织服装业在中国，吸引了大量就业人口。根据《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1980年，纺织工业就业人数，约502万，占全国就业人数4.8%. 到了2004年，直接就业人数达到1800万，实际上是国内吸纳人口最多的传统制造业之一。背后的大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人口被释放出来，转移到工业及城市中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大趋势。由于如此之多的人口和企业在这一行业中就业和竞争，使得总体行业的人均收入及企业的利润率都非常低，比如到2005年，行业总体数据，利润率在2.5%左右，稍微有大风浪的话，便容易导致大量企业破产。更容易为人忽略的是，纺织服装业与农业关系非常密切。纺织业所使用的天然原料，棉、毛、丝、麻，均来自农业。2004年，整体纺织服装业使用的天然纤维720万吨，关系至少1亿农民。当整体国策向农业倾斜时，意味着农产品价格可能会被默许提高，从而增加整个纺织成本。
纺织业这种高就业，低利润，低技术及进入门槛的特性，很容易被政府利用来操控经济。在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转型经济，伴随飘忽不定的政策，对于纺织服装业来说，小政策可以而促成大洗牌。
当政府的目标是，要促进就业，拉动 GDP 时，政策及资金可以向这个产业大量倾斜，由于产业的传统技术成熟，劳工低廉，企业借贷及扩张成本极其低廉，便过渡扩张，造成虚假繁荣的同时，为下一次大洗牌埋下祸根。90年代初期，为促进就业，一下子大量上马此类纺织产业，但到了1990-2000年间，国企中的纺织企业大量负债，为减轻负担，当局将其破产，行业中超过120万人名曰下岗，实则失业，稍好者转行另谋出路，次者男盗女娼，社会极不和谐，以一种非市场化的急剧破坏形式，来弥补之前的政策失误。到了2001年，整体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状况，在政府授意下，银行随意放贷，用于各种固定资产投资，一下子又增速过快，变成随后的2003-2004年，政府要下达指令，来压缩银行业对这一行业的信贷。这样一些大量的非市场化的政策及变更，除了促成寻租的同时，也促成一种外在环境，形成对行业中企业的考验，能够随着政策舞动，适时获得廉价资金扩张，并形成比其他企业更具优势的企业，便更可能在下一轮的行业紧缩竞争时胜出。
1986-1994间，纺织服装一直是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从1995-2002年，陆续被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超越，但还是第三大类出口商品。当加入 WTO 之后，贸易顺差和摩擦大量增加，导致贸易盈余带来外汇储备压力。2005年以来，这一压力越加明显，当局减少了出口退税支持，加收关税，同时人民币升值、人工成本急剧升高，进一步压缩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并直接导致大量企业接近破产边缘，被迫转型。因此，2006-2009可以说是纺织业的收缩期，其中企业的表现，可以看成是2001-2005间企业努力，最终缴交成绩单的时候。而作为投资者来说，在行业最为不景气和熊市时候购入已经获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尽管未必可以获得很大的成长性，但却是一种深合格雷拇之道的低买高卖的投资。
整体上看，中国纺织工业的竞争，始终处于政府政策变化而造成的经济循环周期的背景下。而背后的大环境，则是由于中国加入全球化，并成为世界工厂这一过程中，低廉的劳工这样一种比较优势对于外围其他国家高工资工人的竞争代替作用。90年代以来，政府放弃管制这一产业中的国企，并让其在市场竞争中被自然淘汰。对于其原材料棉花也放弃所谓战略储备，使得这一行业中的企业，不再具备政府人为干扰的垄断优势，从而有能力的企业，能够一展身手。而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所形成的短促经济循环周期，对于纺织行业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达尔文式的天择论，政策反复多变，使淘汰以一种非常急剧的形式进行，行业中有些企业寿命极其短促。但具备良好竞争能力的企业，却能够适者生存并壮大。
不理解这样一种背景和其中短促的经济周期，便无法分析出企业在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差异，从而慧眼识英雄，选出优势企业。以上是对上一篇《企业竞争和经济循环周期》的进一步说明。下一节，进一步探讨纺织服装业的细分及企业竞争力。
声明: 本文内容仅供学生学习参考，并非任何投资建议。一切言论并不构成要约、招揽、邀请、诱使、建议或推荐。本人亦对内容的真确性及原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一切数据仅为举例而用。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自行求证分析，一切赚蚀得失，概与本人无涉。另外，截止本文制作时，作者并没持有所涉及研究的股票。特此声明。
Michael chen 2012-2-1
本文包括：纺织业概述四篇，鲁泰研究二十二篇。另附国美、长实各一篇，合共二十八篇。
在成熟竞争的传统产业中，在饼没有办法做大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创造性破坏表现为失败者破产离场，成功者获得更大的市场份儿。这样一种竞争结果，使得同等质量标准下，本来由高成本生产的产品转向由低成本生产者制造，从而社会整体获得福利改进。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关注的是，竞争的进行，是通过自身经营能力的改善而扩大的市场份额，还是割喉式的竞争，使得 Market share 的提高，反而进一步降低了公司的盈利。
轻工业就是传统产业之一。如同林森池所指出，轻工业是一个过度竞争的生意，由于进入门槛低，因此存在以下困难：
生产中、下游产品的生意，毛利率受原材料挤压的厉害。原料成本上升，将严重挤压毛利。
由于传统常规工业没有什么知识专利，因此任何人有资金有技术便可参与，市场竞争剧烈。
要提高效率，产品追上时代，便需要不断追加资金，更新设备，新机器设备很是昂贵，所以生意越做越大，负债也越来越大。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支付银行利息。
资金周转是大问题，原料、机器、厂房、人工、银行利息，均需要定期支付，但产品只有制成卖出后，才能收到货款。如同钱德勒所指出的，对于生产投资而言，不论是怎样的规模，一个企业只有在其管理团队有效的协调了各种原材料波动的流入若干个生产设施之后，再通过批发商，零售商和最终的消费者之后，才能实现投资的成本利益。
但是，轻工业并非完全不可经营之生意，许多行业，比如衣食住行，均是人类生活之必需品，无论经济如何循环，人类总要穿衣服。因此，长时间竞争下，有些企业也会创立出其 市场经济专利 。一旦形成市场专利，却可能真正超越时间，获得长期的市场专利，比如著名的可口可乐和吉列刀片，均不是新产品，而是历经数十年，上百年的产品。其盈利增长，乃是依赖市场扩大而得到，而非投资进行高资本密度的开发而得到。更为典型的故事，是可口可乐公司大量投资研发的新口味产品，受到市场的抵制，充分显示了某种特定消费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口味依赖性所形成的市场专利。
林氏举的例子是德昌电机，生产的是微型马达，这门生意是有100多年历史的旧科技。其营商之道，实际上非常简单，首先薄利多销，然后降低成本，进而保持高素质，最后便是不断拓展新市场。这盘生意经，实际上是每个经商之人均懂得的，但实践起来，却极其不易。
薄利多销的基本经济学原理是产品价格弹性，或者说，产品销量对于价格的敏感性,如果降低一个单位的产品价格，能够多销售出2个单位的产品，那么，生产者便可以获得更多的营销收入。这一原理常为张五常所嘲笑, 因为这个值逻辑上可用而实际统计极其困难.
在商业实际上，对于不同行业而言，薄利多销意味着不同含义。比如在软件行业，绝大部分的投入成本是在前期研发，而后期 copy 一个烤贝的物质成本甚低，因此，几乎可以在不需要边际投入的情况下，直接测试产品的价格弹性。而对制造厂家而言，薄利多销，降低成本的方法，实际上是依靠规模经济。对于传统产业及旧科技而言，在同样的设备和人力的资本支出情况下，越接近机器设计能力的产出，能更大程度的摊销相关的固定费用，比如建厂时厂房的一次性支出和设备的固定折旧。也即是说，开工率越高，每一单位资本、人力，就更能够榨取机器的产出。对于已经拟定的机器设备而言，设备的设计生产能力，作为 技术 这一要素，反过来限定了相应的最优规模下所应投入的人力和资本开支。20世纪初的美国管理人员，使用了 制造间接费摊销差异 这个概念，来作为会计帐目上分摊这一成本差异的办法。从而，通过降价，如果能够使剩余的产能利用起来，薄利多销便能够使生产者获得更多利润。
对于一个生产性企业而言，关键性的企业家行动，不是一个新产品、工艺的利用或者商业化，而是是否建设了一个最佳规模的工厂，并且接到足够的订单，使生产达到这一目标规模。对于不同的行业而言，最佳规模因时因地及技术、设备而不同。而在何时何地建立新厂的决策，所考虑的因素，不但包括成本考虑，还包括未来产出之后的市场份额估算，市场的规模和地点，乃至销售渠道，运输费用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使得工厂的规模扩张曲线，更多是间断性的离散扩张，而不是线性的连续扩张。在两次扩张之间的平台期间，不同企业所进行的准备，决定了下一个周期和下一次扩张之间的胜负。
但是，规模的扩大，反过来要求配备相应的人员储备，物料采购，以及营运更大规模工厂的管理能力，而最重要的是，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样一种扩张。在每一个经济盛衰周期中，银行银根有时极其松弛，使得借钱非常容易而且成本低廉，扩张的资金便得充沛，此时，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也会相应高速扩张，并带来随后的同业剧烈竞争。当银行步入紧缩银根时期时，相关上下游的企业由于银根紧缩，会带来付款能力的下降，甚至大量呆坏帐，而银行借贷必须到期还款及员工开支均需要按时支出，因此，新厂的扩张规模，同样受限制于管理层合适控制现金流的能力。在每一个经济循环之后，总会有一些公司被淘汰，其淘汰的原因，或者是没有及时借钱扩张，因此被同行竞争排挤吞吃，又或者是过度扩张，特别是借短债以投资长期资产，导致随后现金流断裂而破产。所以，从达尔文主义上说，经济盛衰周期的连续不断，实际上，成为淘汰企业的外在因素。具备良好经营能力的公司，必须能够充分理解并利用经济周期，适时而制定相应不同的经营策略。
由于工厂每一次最为合适的扩张周期，并不会与大环境的经济周期完全同步。相应的，扩张所需要的筹划乃至计划制订之后的实施，从采购设备、场地基建到产品产出、销售乃至资金回收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其间，销售渠道的构建、面对消费者的营销及资金的回收，需要和制造完全不同的知识。不同的企业在每一个扩张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上，会表现出不同的能力和效益差异，考察一个公司的办法，是考察经过数个循环之后，企业是否能够利用经济大环境，在环境适宜，银根宽松时，适时而动。而在经济收缩时，能够稳守现金流来保持企业正常运转，而不至于被银行和供应商逼债而倒闭。这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的赚钱能力的形式之一。长期下，体现的是管理层的战略，而非战术。这种一种赚钱能力的差别会最终体现在企业会计年报的长期盈利及资产、规模的数据之中。
面对资产升值，央行该做什么？这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
回应陈志武教授的文章。下文是第一部分，
陈志武教授在金融学方面研究很专深。他从读博士时候，便开始研究股票和金融市场相关的问题，国内现在非常流行的所谓 人口红利 说法，始作俑者便是陈志武教授。17年前，1990年，他在博士论文中，和 Gurdip Bakshi 合作，首次将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和婴儿潮联系起来研究。从而导出当婴儿潮达到49岁前，股市出现大牛市的说法，由此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所出现的高PE,低股息率和牛市现象，并启发了此后大量关于人口生命周期和股票市场的研究，随着世界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带来的许多问题，尚须很多研究。华人在金融学的成就很少，思想方面贡献更少。国人今日热谈 人口红利 ，却不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所以特别提出来，发扬一下。另外，几年来的系列文字，以经济学、金融学为媒介，面向民众，从经济角度解释自由理念的重要，曲线救国，也值得佩服。
在《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中，他指出来，股市泡沫、房价失控、外汇储备膨胀、出口顺差飞涨，还有就是银行存款真实利率为-3%，链接 因此以利率调整为宏观调控手段难以奏效，这些失衡现象从表面看好像彼此孤立，但实际上都是由人民币升值太慢所致，或至少是众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并指出人民币升值太慢已带来方方面面的失衡，包括，热钱冲进、人民币不愿意出去、为了应付分流出台许多古怪政策、贸易顺差爆升等问题。
这一点很有见地。在2005年年底以前，外资证券行许多分析员已经看到这一点，但不愿意说，只是悄悄把资金挪进来，并努力扩大QFII的份额，而当股票牛市在2006年开始起步的时候，国内的分析员和证券从业人员，也极少意识到，股票市场和房产市场，本身只不过是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蓄水池，所以，长周期、系统性的涨跌，与经济景气循环及货币-汇率政策关系密切，而继续沿着公司和行业分析去研究市场，由于5年连续的熊市，以至连涨都不大敢说出来。国内分析员最早系统性表述出来货币、汇率和资产名义面值之间关系的是高善文在2006年5月的〈资产重估〉演讲。他用 资产重估 这个概念，来表述当人民币升值受到压抑时，变相用贸易顺差形式来造成名义资产面值膨胀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得益于他之前在人民银行的工作经历。随后一年，市场逐渐意识到这一涨跌根源，股市热潮，也带动了更多的非股民经济学爱好者的转变和参与，主要核心则是针对人民币盯死美元的小幅度波动固定汇率，与中美两国真实购买力的错配问题，以及在这一年见，为了维持这一小幅波动盯死汇率，所出现的大量吃力不讨好的愚蠢行为。
下面要提出来探讨的地方在于：尽管陈教授提出这些失衡的问题都给问题指出了正确的根源，也显示了央行是否加息本身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但问题在于，陈教授认为 股市泡沫是未来几年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并由此需要加速调整金融政策-------从源头开始，让人民币尽快升值，以此消除未来升值的可预期性，这一点是我不同意的地方。以下分为几方面来论述：
1、人民币升值问题。人民币在现阶段应该升值，这方面极少有异议。原因来自中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问题。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购买力平价在扣除空间区位成本因素后，应该大致接近。但究竟应该升值多少呢？有各种不同算法，比如按照购买力平价和按照工资平价的话，计算方式不同，结果便不同。陶冬在2005年根据上面不同的方法，便得到从1:4和1:5两种可能。而根据统计数据的不同，也得到不同结果，所以市面也有1:6.5的说法。但无论何种方式，以当日人民币：美元汇率8:1算起，或者现在的7.5:1，明显离此甚远，所以人民币在这个阶段升值并没有异议。
但是，问题在于该升到多少。从上述各种说法，可以看出，其实并没有一个公议同意的汇率比例。因为经济体系本身，正从固定汇率转向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汇率。简单点说，汇率体系，只有3种，固定汇率，自由浮动汇率，和肮脏盯住汇率。尽管又可以分为不同强度。目前中国，就是从固定汇率转向小幅度订住的肮脏管理汇率，并期望彻底转向自由浮动汇率。
但是，经济学中，对于如何升值、转型的问题，存在不同的争议。在理论模型中，最优的策略是一次调整到位。但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究竟什么是最优的汇率点，本身就是争议的。因为自由浮动汇率体系的好处，即是本身自由浮动，并不存在所谓静态的均衡点，而由市场完全自由动态决定。任何人为设定的最优值，本身必然不可能是动态最优的。计划和设定，不可能赶的上市场每一秒钟的变化。因为不存在任何一个可能的统计部门，来跟随市场动态的决定最优汇率。其本质原理来源于哈耶克和朝圣山的观点，即计划经济对经济体系的认知和信息收集、判断，不可能超越自由选择的市场机制，这决定了这个最优的一次比例，不可能事先知道，这也是完全大规模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即是说，由于没有一个自由的外汇交易市场，外汇价格不反映供求状况，当局无法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指标来衡量什么是最合适的利率，从而任何汇率价格都可能是错的，而最终的均衡结果，只能由自由市场通过试错得到。
另一方面，汇率存在超调的问题，简单点说，就是就算汇率已经被调整到事后被确认的最优点，但是，在调整过程中，由于市场参与人的各种作用力，汇率会被过度调整。这一点，参与股市游戏的人相信都应该明白，这既是索罗斯所说的，繁荣被过度延长，而事实上，衰退也一样。所以，一次性调整并无法真正解决汇率问题，调整后，仍然将继续震荡，而这种震荡，仍然超越任何人的预计，只有市场才知道。
所以，理论上的最优方法，事实上并不可行。次优的方法，是小幅度盯住。即是所谓 爬行盯住 。不按照秒为计时单位，而以季度或者年为单位来调整，目前中国也是按照这个方式，以年为大致单位调整。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和港币对于美国，采用的是硬盯住，即是以日统计的波幅极低。
理论上说，爬行盯住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事先提出一个范围目标，会被市场有所预期并获利。但中国很特别的地方在于，
中国是个大国，经济总量很大，要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的话，需要的资金要比攻击泰国、香港多出来很多，一般很难募集到如此多资金，而共谋则产生集体行动的很难同步协调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资本稀缺，如果按照经济学分类，中国的资本管制，属于巴克的分类法中，最高强度的管制方式：行政审批，数量管制、直接管理，典型的行政控制的金融体系。在管制资本流出的体制方面，除了外管局之外，发改委、人民银行、证监会都同时负责部分的管制，行政规则奇多，而且随时自由调整（此次直通车便可以看见多部门之互相冲突）。加之中国行政区域辽阔，这些规则在各地执行的细节也不同，一般外人很难了解到经常人为制定的地方政策，也投诉无门，从而攻击变得非常困难。但这一体系的转型，需要时间。现在突然形势逆转，当钱过多的时候，管制流出体系仍在，流出管道则未成熟通畅，所以便出现各种各样的古怪直通车行为。这即是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虽然中国以外的亚洲其他地区，也存在一个离岸市场，但可收集到的人民币，与国内总量比较，仍然非常有限。这就是1998年金融危机时候，林毅夫说，不怕索罗斯，如果来攻击，就大量印刷人民币给他就可以的原因。
各种政策可以随时被改动，商业银行也尽在行政控制手中，令到攻击者无法利用常见的衍生工具，比如从银行借贷人民币来攻击。
有了高强度的资本管制配合，爬行盯住还是勉强可行的。特别对于高通货膨胀体更是如此，这就是麦金农所指出的，资本管制下的爬行盯住，要优于放弃资本管制的爬行盯住。但这种策略带来的代价非常高昂，一方面维持这个制度的成本奇高，资源被浪费，效率扭曲，同时造成陈志武所说的各种错配问题，包括资产泡沫，金融扭曲乃至可能的高速通货膨胀。另外，资本管制本身是一种博弈过程，管制在一小段时间内，能造成一定隔离出来的利率差，但幅度上有，时间也限制，格罗斯对比利时和墨西哥的研究就说明，当局的管制方法，只能维持一年左右，随后市场必然找到更新的方法来逃避管制，从而迫使当局不得不去发明新的管制方法。而 Dooley 1980，也说明，利率差最多能控制在4%左右。当超越这个数目时，市民和外国人便有动力发明更多的方法来逃避规则。这个博弈过程，令当局不胜其扰，频于救火，（对深圳地下钱庄的打击，也是其中一例） 这也深刻的加深了市民对于管制和统治的不满和反感。
但是，总体上说，配合一个高强度的资本管制，以及付出相应的成本，维持一个短期内的爬行盯住，尽管经济学理论认为并不可行，但在中国国情下，却是勉强可维持的。之前本坛不总认为管制的长城已经崩溃，余永定所主张的钢铁长城乃是空中楼阁，但实际上，不总不明白管制本身乃是一个动态博奕过程，有如武侠高手比拼内力，一重又一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道长城被击倒，后面还有许多道可以创生，关键就是看管治阶层是否如千手观音搬左遮右挡，同时也考验百姓的创造力。至于挡不挡的住，则因时而异，结果也只有天知晓。但这个博奕，却真正体现资本市场的博弈精髓，百姓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对政府不信任感和市场过程。
那么，爬行盯住该如何爬行？由于现在的汇率，是被肮脏的操纵着，最不造成市场困绕的，便是一个事先明确的承诺，并通过事后的执行来强化这一承诺，从而减少由于不可预期模糊性带来的交易成本。在这方面，自2005年升值以来，央行一直保持 3-5%的升值水平，由于人民币乃是盯住美元，美元的利率和人民币的利率差保持在2%-3%时，这使得无风险套利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当美元开始减息而变相对人民币贬值之后，使得追逐人民币升值的吸引力更大了。从事后操作来看，过往2年来，这一比例是合适并行之有效的，并且已经成为工商业、百姓预期，许多的工商业从业人员，在协商交易价格之初，已经将这一预期入到合同中，对于无法事先用合同消化，或者无法转嫁给外国买家的，也部分用企业的短期外债来作为财务平衡。可以争议是，是否需要把这个爬行速度略为提高，但是，从博奕角度来看，对市场最小的扰动方式，便是保持逐年的稳定，先前的预期多少，现在便执行多少，这是对市场的最小扰动。
陈志武和余永定均主张应该加速升值，这使得汇率升值速度忽快忽慢，反过来使央行政策，造成市场的真正扰动，而这一加速又不能过快，所以，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而一个不可预期的汇率比值，真正伤害的是工业。另外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是麦金农所指出的，如果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8.27:1，突然提高到7:1，由于市场预期人民币要进一步加速升值，会把人民币资产的利率压到零，从而陷入流动性陷阱。此时货币政策将失效。
从这一角度，在我个人看来，与其乱浮动，不如继续维持前2年步伐，即每年3-5%的升值幅度。这是与余永定和陈志武的观点不同的地方。不作为，加上稳定的可信的承诺，比乱作为好。只是不知道央行是否能如此大智若愚。
关于升值方面，最后要提几句的是关于自由浮动汇率，现阶段如果彻底自由浮动，即等于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主要伤害的不止工业，也包括农业。对于工业伤害的是进出口贸易部分，由于在全球工业链中，中国现在是利用低价的劳动力做产品加工，工业和进出口是经济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解决大量入城农民出路的主要管道，由于中国过往对于企业手中的外币，是强买强卖，所以，根本不存在一个成熟交易的外币套期保值市场，企业并没有办法完全通过金融运作来对冲消除升值的影响，一旦高速升值，企业受伤之外，汇率的波动不确定性，将从总体影响进出口贸易量，这是麦金农在其论文集《东亚高储蓄两难》中已经指出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知道了，但很少人意识到的是，除了工业之外，更受伤的是农业。张五常最近在《人民币升值》的系列中，也从农民工资收入角度提到这一问题。但更早提出这一的是陶冬，2005年便已经指出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工业的影响。考虑到8亿农民是……立国之本，一旦农业发生骚乱，可能影响政权统治问题。从本质上说，从固定汇率走向自由浮动并不可怕，已经在市场上混惯了的工商业，在混乱之后，迟早会自发调整回来，但对于农民来说，却未必能很快适应。因此，人民币不高速升值，已经超越了金融领域探讨之外，而是政治领域问题了。
下周再写第2和第3部分。
一不小心，这文字就成了古龙式的有头无尾了。继续书写，呵呵
先简要回顾第一部分的内容：
升值的逻辑根源是购买力（工资）平价。这源自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思想，其背后根本逻辑则是源自达尔文的竞争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的套利作用，使长期下物品围绕一价定律浮动。一个试图操控汇率制度的政府，或者延缓这个趋势达到均衡的时间，或者短期下死顶逆行背离，但不能在长期上改变这一趋势。
理论上的最佳升值方式是一步到位，这假定存在一个聪明的全能全知的上帝，能够预先估算出这个值。但事实上，这个值乃是由市场博弈而成，这导致购买力/工资平价存在一个波动范围，同时，由于博弈作用，汇率会超调，所以动态上不存在这一静止最优均衡汇率点，只能由市场通过试错而形成共识。
次优的选择，是稳步升值，由于不存在一个成熟外汇期货市场，稳步升值，使从事进出口的实业，能够预先把这个范围通过公司运营消化掉，这对于这个 GDP 增长中出口超过25%的国家中的企业，至关重要。汇率的稳定性，对于进出口占经济比重非常大的经济体特别重要。一个例子是1984年的香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采用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当美元逐步减息，而本港则经济过热时，为了维系这一汇率，不得不忍受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这个过程和现在中国有类似之处，其背后，同样有不得已的苦衷。乃因香港经济中依赖进出口的比重更大。
突然高速升值，忽快忽慢，最不可取，因为工商业无法预期，徒然增加不确定性而降低经济效率。但就算突然采用这种方式，相信金融、工商业迟早会在博弈中自求多福并调整过来。这种策略下，真正受伤的不是工业，是农业。农业是立国之本。国朝肇始于南湖学生社团，但却倚赖 分田地，均贫富 及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于马上夺天下。所以18年前，老人可以毫不犹豫用枪支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刘和珍。但一旦经济崩溃，八亿游击队散漫于神州大地，再高明的管治者恐怕也无可奈何。一旦高速升值，美国大农场的农产品及肉类大量进口，农业失守，很难说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尽管这个风险可能性极低，但一旦出现，代价却极其高昂。在对农民起义的历史教科书正面歌颂的背后，是对慕容式反噬的深深恐惧。这样一种恐惧，甚至可以看成一种原罪，而秉承自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潜意识中，从立国开始，便深埋于主政者心中，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与纯粹的从金融、工商业角度的考虑不同，必须平衡各方面风险。从而这样一种稳步升值是最符合政治和谐考量的。这一点，也是陈教授和其他纯粹的经济学者，在讨论决策时，和当局所实际考虑的最大不同------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政治操盘手会出现极其愚蠢决策的可能。
稳步升值及贸易顺差，势必带来大量高能货币，间接引起通涨。关于通涨的问题及讨论，留待下一篇文字《货币数量论和通货膨胀》再行论述。
这一节，先讨论央行的职责问题。陈志武的逻辑是资产泡沫会造成社会危害，因此央行应该出手干预。这一节，以美联储为样板，探讨央行的职责。考虑到当下以货币为媒介的战争阴谋论盛行，所以顺手澄清一些事实。
要讨论央行，要先从银行和货币说起。当代的西方金融体系，植根于资本主义之中。而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则转折成型于13至17世纪之间。此前的各种宗教制度文化因素，在这一时期蜕变，沿袭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相关部分可以阅读笔者之前四十一篇《历史哲学概述》）。但货币的历史，则远比这古老。
在文献记述的历史中，货币制度一直以有形商品为基础。（所以当代电子货币的出现，实质上是一大变化，有形物理媒介的消失，使电子货币充分凸现了 信用 的作用，以及其背后所深深依赖的法律，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理论上，任何物品，均可用于做交换媒介，牲畜、贝壳，石头，烟草等等，比如一个后来成为宰相的奴隶，和五张羊皮等价。在中国古代，女人有时也被作为交换媒介，比如王昭君和文成公主的和番。但红颜易老，就物品的保值和耐用性而言，女人不如黄金。最为耐用并被广泛使用的依然是金属，尤其是黄金和白银。直至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前，黄金和白银，一直作为货币信心的保证而存在。
但黄金作为货币的计价单位，如同曹sir仁超所戏言，此一行为乃是人类最最愚蠢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在作为货币信心单位之外，黄金除了极少量的以其良好的耐磨性用于线路板和电子工业，作为连接插卡的导电层外，并没有其他大量应用的实际用途。人类耗用了大量机器、石油，将金砂从地下、河流淘出，而又用大量有毒的氰化物将其从矿石中提纯，融成金块，最终的目的，是将其变成金砖，再度埋入地下。这实在是人类数千年来以来最为愚蠢的行为之一。大师佛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中，便用大西洋小岛那些沉没于海底的巨石的故事，浓缩了人类社会制度中这一愚蠢的行为。（关于黄金和货币史的故事，留待《金本位和货币史》一节论述）但这一行为，伴随人类文明最近千余年历史，而银行，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在当代，一个商业银行基础的业务，便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从业务上看，这实质上和一个左手低价买进，右手高价卖出的进出口贸易商并没有根本性区别，只不过其所经营的商品是货币，而其间的价差，则是利息差而已。
在古代，最早从事放贷业务的是庙宇。神权和信仰获得信徒支持，最实际的信仰行动，便是捐献财物，从而庙宇得以积累大量。同时，在很多时代，僧侣、教徒可以获得税收上的优惠，比如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当和尚可以免税。这和当代高额的税收比较，这种待遇可以说是一种市场专利。传闻当代各个庙宇的高僧大师，参与各种市场交易，打游戏机，吃肯德基、买基金。。。。。但估计与国民一同待遇，分红仍要收税。所以南北朝和唐之间，大量人口成为僧侣。最高峰时，有记载说全国1/3人口均成为僧侣，成为此后多次灭佛行动的经济诱引。所以，庙宇有机会积累大量财富。（在犹太-基督教史上，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公元前198年，塞琉古王朝夺取了巴勒斯坦和腓尼基。战争使塞琉古王朝国库空虚，而巴勒斯坦的圣殿，因为几百年来犹太人财富的贡献积聚，成为可能补充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国王塞琉古四世曾试图抢劫圣殿未果。于是，公元前168年，在犹太人逐走了国王任命的大祭司之后，国王安条克四世宣布犹太教为非法，废止一切犹太教的节期、禁止行割礼、禁守安息日、焚烧圣经、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竖起希腊神祗宙斯的祭坛，并在其上用犹太人视为不洁的猪进行献祭，强令犹太人食用猪肉。由此，犹太人玛喀比起来暴动，并于公元前143年建立玛喀比王朝，并一直独立到公元前63年罗马的庞培占领巴勒斯坦，并将巴勒斯坦、叙利亚设为罗马行省为止。后世犹太人的光明节（Hanukah）也来源于此。这一节故事，参读笔者《历史哲学概述》中《犹太人希腊化》一节）
由于借贷间的差异，使信徒、僧侣们有动力收集公共财务，加大借出的业务量。赚回来的钱，则进一步修葺庙宇，彰显神威。现代银行的威严建筑，其背后也是为了彰显此种财富效应以增加民众信心，其建筑意义，看起来和庙宇也很接近。但庙宇所借贷出去的，更多是财物，而非象银行一样，专门局限于处理货币，所以，庙宇更象高利贷或者典当行，而不是银行。
在西方，封建农业社会，积累资本的来源是土地，而地租则是资本的合理回报。罗马帝国分裂以后，欧洲大陆上，长期的分裂战争，使私人资本家得以存在而不被中央集权所消灭。商业贸易的发展，则有利于资本积累，但他们的财富，往往是数代人家族式的积累。（这一点与 Bill Gates 比较，或者碧桂园比较，可以看见社会积累财富的方式的飞跃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变化的关系。） 比如文艺复兴时，Medici家族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家族。这个家族的人物，贯穿佛罗伦萨的历史并以其家族的口味领导了主流社会的艺术品位，塑造了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黄金时期。所支持过的天才人物，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伽利略等，这个家族发家的业务之一，便是银行业，另外一个行业是药业。后来的家族，则比如十六世纪的 Fuggers家族，十七世纪的 Rothschild 家族等。这些家族在财富急剧积累之后，信誉膨胀，从而被诱发或者被强迫去从事借贷业务，而最主要的借贷者，便是国王。Fuggers 家族创造了一个著名的复利的例子，就是以14%借出20万金币给西班牙国王，导致20年后西班牙国王破产而需要债务重组。但实际上，富商并没有实权去对付国王的赖债。所以，中世纪到工业革命之前的资本家族中有野心的男孩子，总不自觉要去涉足权力。或者购买地产，换取头衔，或者将财富转换成为权力，并与权贵联姻。但世事多变，权力并不永恒，在封建制度体系中，君主的死亡乃是一种最大的风险。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的契约必须重新签订。而这也提供了一个给统治者反悔的机会，比如喜欢装穷的嘉庆皇帝，就趁机把和珅处死，肥了国库许多年。而多变是时局，使得和政权联姻，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比如香港霍氏，因为航运业的关系，沾染红色，所以地产饱受歧视，今日码头边上的星光行，当年曾三年没有电灯，后来霍氏只好玩玩奥运，便是一例。而首富李氏，则有鉴于此，小心谨慎，左右摇摆。）这些家族所从事的业务，并非专一以货币汇兑为目的，也并非以大量面对普通民众为目的。
更接近于当代银行的起源版本，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一个是金匠版本，另一个是汇兑商版本。金匠版本认为，银行的出现是从储蓄功能开始的。在金银作为货币的主要体系中，一些有金子的人为了储存安全，将金子存放在金匠铺，同时交付一定额度的保管费。金匠除了负责对金子的坚定，也负责保管。由于存放的金子有一部分是常量 不需动用 的，于是这部分金子可以被借贷出去，获得利息收入，无本生利，而放贷者，天然便懂得了控制储备金以防范日常之需的道理。同时，金匠们开出的收条，则成为一种变相的1:1发行的票据货币，可以代替硬币或者金属。另一种是汇兑商版本，比如中国古代的山西票号，从事商业票据的兑汇。无论如何，到15-17世纪之间，交易货币供给，和银行业务结合，已经成为一种意外发展出来的历史事件。
金匠版本着重于银行的储存功能，而汇兑版本着重于银行的汇兑功能，于是，存、贷、汇便是常见商业银行的最基本业务。实际上，银行又和其他业务常相伴而成。比如美国淘金业狂热过程，淘金者不但要保存黄金，也要从全国各地购买物品消耗，所以，便发展出邮政同时兼具银行的业务。当代日本人，由于战后物资缺乏，情况也与此类似，邮政也集结大量金钱，所以小泉需要对邮政大动手术，实际上，也是对金融体系动手术。而美国的投资银行，尽管一开始和银行业的票据交换、黄金输送有关系，但却是以承销国债为开始，并一直以销售债券、股票作为主业，不再局限于存、贷、汇等业务。但无论如何，存、贷、汇依然是银行最基础的业务.
写文章写到此处，突然找到一篇文章，解释银行的运作：一看写的比我还详细，赶的上崔景题诗在上头了。所以今天的文章就写到这里，推荐各位先阅读该文所写的银行业务，再来讨论美国的中央银行演变。
Michael 2007年12月17日。
上一节说到，最为基础的商业银行业务包括三部分，存、贷、汇。存看起来是代客保管财产的业务，但实际上却是要付出利息给客户。所以，存-贷业务实际上，一脉相承，构成一个生意。这个生意和低买高卖的进出口贸易商，或者街头的 7-11 便利店，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其贩卖的商品是货币，其价格差，则是存贷之间的利差。
现今大部分的经济学教科书，多数从经济系统的角度，即是将银行业的整体，看成整个金融系统的一部分进行分析，而不强调单一的金融公司，作为货币、票据的贸易商，追求利润的本质。除非制度设计上的扭曲，使得这一企业追求其他目标，比如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管理层挥霍浪费，（这种做法的学术名词是费用最大化），否则，在自由竞争，产权明晰的情况，企业便会着眼于追求利润的增长。而在一些国家，银行又往往以其威严的面貌，和大企业、政府关系密切，暗箱作业，构成一个垄断的小圈子并获得令人惊奇的权力，而很难让民众产生将其和街头的便利店对等的印象，（比如一个 ATM 机器本身的软件误差，让一个穷人获得终生监禁并在监狱中无偿劳役，如此量刑，与100年前孔乙己从7-11便利店偷取4粒茴香豆或者从书店偷一本书而被打断双腿更加严重）但究其实质，在业务上却是一致。这一点，要特别提出来请读者注意，因为这乃是从商科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行业，而非以一个号称指点江山，实际上却是为极。权谋利的经济学国师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其间的区别，正是商科知识和经济学科的分析范式的区别，而这对于一个购入银行业股票的普通个人投资者同样适用。
尽管工商贸易由来已久，但在现代，以公司为起点，分离开来研究公司经营组织、盈利之道，却是自德鲁克开始。这也与经济学科将公司看成一个纯粹的要素输入，产品输出的黑箱的分析范式不同。（其间的差别，参见《工商管理知识的基础》系列）。商界思想家中，波特明确指出 竞争 的作用所在。在自由竞争的商业经济社会，竞争不外两途，一是产品、服务差异化，二就是更低的价格。
对于一家银行来说，在早期，当黄金尚处于由不同金匠打造出来的时代，金子纯度或许略有差异，但在当代，纸币已经明确作为法币流通的社会，由中国银行秉承董事会命印刷出来的100元港币大钞，除了上面的图案是帆船外，在购买力等方面和汇丰银行印刷出来的狮子钞票，实在没有什么不同。而在一定的可兑换体系下，这张钞票又对应于相应比例的印刷有毛大头或者富兰克林的钞票。所以，当代的银行业，若果单纯以贩卖钞票获取存贷利差而言，银行业的产品竞争比零售业更为单调而同质化，乃是天下间最没有产品差异化的行业，其竞争，必然是最为直接价格竞争。
从财务分析讲： 收益率 = 利润率 x 资产周转率 。提高收益，不外两个途径，一是利润率，二是资产周转率。要提高利润率，便必须在存-贷差之间动脑筋，降低借入成本，提高贷出利息。对于银行而言，客户的存款即是负债，包括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与货币市场相联的存款，比如同业拆借，或者从央行的贴现窗口借入，回购协议等形式。不同形式的借入成本不同，比如付给客户的定期存款的利息，便要比随时可以取现的活期存款利息要高。而贷款即是资产业务，包括小额贷款、房屋抵押按揭贷款、中长期贷款、项目融资、公司重组贷款、银团贷款等；通过在市场上对银行的客户进行分类，并提供不同的期限以及议定贷款利息，对于长期的大客户，提供更加优惠的利息，而对于临时的高风险的客户，通过降低贷款额度，提高贷款利息，并要求提供质押物或者担保。
相对来说，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上述这些活动中的不同项目会略有差异，各有专长，比如专门的储蓄机构可能吸收到更加低成本的存款，但在放款给大工业客户上的水平有所欠缺，而某些专门的银行，可能针对某些特定的业务，比如农业银行，一开始可能的定位就是针对农业，而进出口银行则可能一开始就针对进出口商的业务。但一旦银行数量增加，竞争的加剧将使得针对不同业务范围的政策管制通过寻阻的形式被耗散，业务也不断重合，互相竞争。最终使得整体上，无论是吸收存款或者是发放贷款，存-贷利差之间的利润率，只能在一个极小的幅度下波动。
在利润率受局限的情况下，要提高收益率，便必须倚赖资产周转率。资产周转率，是用销售收入相对于资产的比率而言。对于一家街头的便利店来说，投入1000元成本得到100包10元/包的香烟，然后以11元的价格卖出。获得1100元，又用其继续购买香烟，货如轮转，现金如流水，同样的资本，可以获得更多的销售收入。倚赖的是加快 钱-物-钱 这个经济系统的循环时间。但对于银行来说，银行经营的产品就是钱本身，而加快贷款的运转，比如将长期贷款转变为短期贷款本身，并不会象便利店一样带来更大的收益，反而可能是更多风险。
在这方面，银行和便利店和进出口商别有不同。一个进出口商不可能贩卖它手上没有的商品，就算对于先预收货款及定单，再在后续时间出货的厂商，本质上，其贩卖的商品，和其买进的商品，也仍然是在总量上一一对应的。对应的，银行体系所贩卖的商品是货币，而银行，却是可以无中生有的创造货币的。这是银行最大的不同于一个常规进出口商的特点。
银行以其信用为保证，创生货币。下面模拟一个故事，解释银行信用如何创生货币。假设经济中，只有一个银行体系，一个美国大兵捕鱼，一个中国农民采果子。在没有货币体系的时候，果子和鱼类进行实时的现场议价的方式来进行交换，使双方的福利得到增进。但货币的出现，将这个交换过程分解、分配在不同的时间中。于是货币体系自动创生，物品通过货币标价进行交易，由于农民和渔夫每日的产量有一定波动，交易平衡之后，所得的剩余部分，便以货币表示，而货币，则存入银行中，成为生产者的财富。这种财富，实际上乃是一种过往的历史凭证，意味着曾经的一种权利----在某个制度体系下的一种债权。
如果大海气候不好，又或许渔夫好吃懒做，于是，渔夫便向银行借钱，向农民买果子。同时向银行支付利息，承诺来日再行还款。在没有货币体系的时候，渔夫赖帐的风险，由农民承担，而当银行出现以后，这个过程被进一步分解，渔夫赖帐的风险，由银行承担，而银行由于提供了这种担保，便获得了一定的贴水。农民收到渔夫的货币，则继续存入银行中。这时，隐含的，农民也面对银行赖帐的风险。但通过这种迂回式的制度安排，风险被拆分从而可以变相抵消分解。
在这个模型中，假定一开始银行有100元货币净资产，第一个月，借出80元给美国大兵，剩余20元。而美国渔夫将这80元用尽，购买谷物，农民收到钱之后，又将这80元存回银行，于是银行实质上的100元净资产并无任何改变，但是其资产负债表上，却各自多了一栏80元。如果这种情况，在第2个月并没有改变，那么，这一栏便变成了160元，理论上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不变，那么以100元为基础，实质上可以发无限货币。而其一开始的100元，就算以一块做了标记的海底大石来代替，实质上也并无不可，只要不发生清偿，各种交易仍然得以继续。
这个故事，说明了货币实质上体现了倚赖于某一制度演进形成的债务及交换权利。从本原上说，货币，只不过是这个债务及交换权利的一个记号而已，。但是，正如演进博弈论所说明的，制度实际上倚赖的是信心，信心的崩溃，随时会导致制度的崩溃。（在2005年香港公开大学的讲座上，工银亚洲的黄远辉，便用他自己在内地的国库券例子说明了，这样一种制度，随时可能因为地方迁移，而导致这些财富彻底归零。另外一个例子，则是苏联解体后的卢布。对于一个国家的没有信心，导致对该国货币的抛弃，贬值）。假如美国渔夫突然要建房子，向银行贷款按揭，而银行已经和美国渔夫签订了30年的长期合约，每年收回一部分利息。而忽然经济体系中的农民突然要求银行全部清偿，比如提出160万的现金，银行体系便会发生困难。这就是银行间的挤兑。原因在于，银行这门生意的内在特征就是----借短贷长。借入的头寸期限短，而放出的贷款时间长，本身要创造利润，便是倚赖以某一基础的资产，通过杠杆效用，来放大利润率。而长时间下，又有如此多的意外事件，可能令到民众突然要用到钱或者对于银行的信心产生疑问，所以，银行的业务模式，也就是银行的内生风险所在。
这个时候，如果银行要求农民每月只能拿3万元，那么，农民可能便会起镰刀和锄头等候在银行门口，准备将银行的招牌拆下来了。（如果没有发生这种状况，一个可能的解释则是，银行的招牌可能会被看成是金融结构而由持棍棒的家奴保护，任何损坏都可能判处终生监禁，这样一种情况，乃是只能在某些特殊的制度保护下才可能发生。）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的银行，那么，农民们便会想办法，将自己的积蓄，从一家银行蚂蚁搬家的迁移到另外一家银行，这就是中国90年代在许多地区发生的信用社倒闭的故事。由于各地的信用社资产有限，民众的圈子又小，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所以，更容易发生挤兑。而金融体系本身一个特点，便是恐慌传染性，一个银行的倒闭，会连锁性的引起其他地区的怀疑，导致一家又一家的银行倒闭。从而导致整个信用体系崩溃。
经济体系中，经过同业公议，会要求放款银行保持一定比例的资本。即是说不能无限制的放款，假如美国大兵的还款很可疑，那么，要贷出100元，那么，最少银行得保持8元，这就是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的资产充足率。实际上，这个充足率，也只是一个同行公议得到的实用比率，一旦发生挤提，该倒闭，仍然继续倒闭。上述的故事，是对应于将一个银行看成一个整体金融体系而言。对于一个金融体系而言，放出去的钱最终会流回来，而如果金融体系中包括很多银行的话，那么，实际上，钱在银行与银行之间的流转，所产生的信用创造，便会使整体的货币增加，而且这一增加不是由某一银行决定，而是通过银行与银行间的借贷得到放大。（这一点，得益于去年向学经济家总请教，特此致谢。）具体到某一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言，如果可以无限制放款，同样也可以创造货币，而如果资产充足率受限制，那么创生货币的能力便受到限制。
在上述故事中，当银行不止一个时，比如说，一个叫农业银行，是用于收集农民的钱，而另一个银行，则叫花旗银行，用于放款给美国渔夫。这个时候，花旗向农行完成同业拆借，利息差的利润在两个银行间分配。花旗银行想赚多点钱，不满足于存贷利差，就发明了一个中间业务，即是将美国渔夫的房子的抵押合同，进行包装，成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号称有抵押债券，然后，又把这个合同分解，拆分，卖给农业银行和中国农民，这就是资产证券化。一旦美国大兵在自己的房子住了几年，突然迷恋上一个菲律宾姑娘，或者心血来潮跑去美国打仗，房子不还按揭了，这个时候，花旗银行是毫发无损。因为这笔合同，已经出卖给了农业银行和中国农民。收不到钱，变成农业银行和农民的事情，而这部分合同就是次级债券。
在这个过程中，花旗银行扮演的角色，就不是传统的依靠存贷利差赚钱的生意，而是所谓中间业务，几乎所有的非资产负债业务，国际业务、资金业务、担保业务、汇兑和结算业务，还包括许多在传统业务基础上 包装 出来的新业务，比如根据100万最低定期存款额度开设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进行的代大客户理财业务，又或者在银行理财窗口进行的售卖各种基金，又或许向客户推广炒卖外汇，纸黄金的业务等，都属于中间业务。正是由于存贷差的限制，使得中间业务大行其道，银行在其中，不但赚尽了手续费，有时也赚尽价差。比如林森池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明银行如何赚客户炒卖外汇的手续费。虽然外国货币几百种，但百姓其实能兑换的，只有十多种，而且还必须到指定银行的指定途径交易。假设百姓买入1万英镑的6个月期权。那么，银行只须做一个乾坤大挪移，在对应的货币市场上进行同样的交易，便可以彻底将这个交易的风险转嫁到市场上去。而银行利用其渠道专利，便赚尽了这部分手续费，而和存贷利差无关。
在各种中间业务中，其中部分业务，并不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成为表外业务，其风险不轻易通过财务报表阅读发觉，正是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银行利润受到封顶限制，才又产生了大量的对中间业务的追捧，而其中大量的金融创新和表外业务，又不为传统工具所发觉，最终产生了今日的次级债券风波。这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实际上，正是8%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导致了更多的金融创新。今日之果，前日之因。凡事环环相扣，良有因也。但世事有时也很有趣，或许出于对美国大兵的戒心，中国农民和这次次级风波中损伤不重，反而是追捧美国的日本人和欧洲人很受伤，购买这些债券，最终得到了零零散散的不同美国人买房按揭的利息组合，随时有收不到钱的风险。但如果中国农民通过大量购买这些按揭，获得美国房子，可以到美利坚呼吸自由的空气而颐养天年，又或许是在次级债券的意外收获了。
重新归纳一下上面的内容：
银行实质上是便利店，不过贩卖的商品是货币。
存贷利差是银行基础业务。
货币的同质化，高度的价格竞争，使得银行的利润空间受挤压
银行体系自身可以通过信用创造货币。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封顶了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也封顶了银行的总收益。由此导致大量中间业务的出现。凸显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问题。
当将央行看成众多银行之一时，在理解了银行运作的基础上，可以开始谈论央行的角色。（未完，待续）
Michael Chen 2007年圣诞。
按照费雪（I.Fisher，1923）的观点，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产权不是物品，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沿着普通法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社会关系表述为所有权、使用权和转让的权利。^1
一切产权的基础是人权，必须有独立的自由民存在，才能进而谈论人之私产。奴隶制是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在奴隶制中，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法律意义上，奴隶没有关于自己的产权，他们的产权属于奴隶主。在希腊—罗马时代，奴隶被看成一项物品可以在奴隶市场上交易。在美国南方，南北战争以前，奴隶被认为是奴隶主的财产。如果奴隶的生命被法律剥夺，那么，奴隶主可以从国库获得相应的金钱补偿；任何奴隶都不能签订有效契约；奴隶不能有合法婚，即使得到主人的同意。这种传统和希腊—罗马一脉相承。
在历史上，不同地区奴隶制以不同面目出现，并不是只有皮鞭和炮烙才成就了奴隶制。无论是古代罗马、南北战争前的美国，还是当代，只要是公民缺乏基本的人身自由的国家，都可以看成一种奴隶制政体或其变种。奴隶制可以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帝国（如斯巴达），达到非常富裕的程度。^2 但是，奴隶制国家的存在，是以整个国家的财富和强大，来满足少数人的欲望。所谓国家的强盛和富强，只是少数独裁者欺骗广大被奴役者的说辞，用以教导被奴役者安心忍受生之苦难的宗教而已。
废除奴隶制，源自一种关于人平等的信念。在古希腊，梭伦废除了本国债务奴隶，但却没有废除奴隶制。奴隶，在奴隶制中，一直没有被看成人，只有等到关于人人平等的信念和涵盖的范围，扩展到奴隶身上，废奴运动才获得伦理和信念上的支持。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以一些著名的扼要语句，表述了人生而平等并且拥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样一个信念，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证这些权利，人们设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只能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个宣言，相对于传统的对国家和政府的观念，乃是以契约的形式——立宪来保证公民的权利。但是，在这个宣言中，默认的，奴隶并没有被看成人而包括在公民的范围中。一直要到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在美国才不再是一种合法存在。
奴隶制度能够不经过战争而自发消失，这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当奴隶被看成一项物品在奴隶市场上交易时，奴隶主作为商品的拥有者，会根据奴隶的市场价格决定提供给奴隶的食物和健康待遇。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废除奴隶制度的有效途径，是制止奴隶贸易，而不是片面的去照顾某些阶层。梭伦废除了本国债务奴隶，却间接导致了去其他国家劫掠自由民，强迫其成为奴隶。不断的战争，一方面增大总体开支，另一方面提供了大量奴隶的供给，使奴隶价格变低，其结果，是导致奴隶生存条件的恶化，引起大量的奴隶暴乱。^3 这便是照顾了某些阶层，却导致了其他阶层的情况更加恶劣。
1977年，巴泽尔分别考察了美国南部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社会，按交易费用的观点来解释奴隶如何通过赎买成为自由民：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奴隶主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全部产出。但是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full-fledged property），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劳动努力的供给。奴隶主要在强制条件下调度奴隶的体力和劳动努力，即使支付极其高昂的监控（supervision）和管制（policing）成本，也不能尽如其意。为了节约奴隶制的费用，一部分奴隶主会善待奴隶，实行定额制（quota），允许奴隶在超额工作量后拥有 自己的 私产，以致一些能干的奴隶积累了财富，直到最后买下了他（她）自己，成为自由民。^4 这是一种纯粹的通过成本进行比较的经济学模型，由于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的存在，奴隶可能慢慢会被允许积累财产直至赎买自己的自由。周其仁进一步指出：
即使撤去‘自由社会’的局限条件，人力资本只属于个人的命题仍然成立。这在任何社会制度都一样。[^5]
从经济学观点看，成本分析模型提供了一个路径，说明了奴隶制如何不通过暴力而能够被自发废除，奴隶如何通过赎买而成为自由民。
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都常很天真的为他们所构想的模型本身的方法论所限制。所以，当用成本模型来解释奴隶制时，并不需要南北战争和暴力革命，而只需要通过市场交易和理性的交易者，制度便会自行变迁，但这却常忘了计算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如同凯恩斯说的 长期下，我们都死了 ，从罗马的奴隶制持续到美国的废奴运动，中间隔了足足千余年。在美国，事实上，是南北战争真正废除了奴隶制度，而不是其他。
奴隶问题，是导致南方庄园主试图脱离美国联邦政府的原因之一。如果无偿废奴，将导致奴隶主丧失这些收入。日益高涨的废奴运动，使奴隶主严重地担心他们财产权的安全。而一旦国会被城市居民和废奴主义者所占据，并投票通过废奴的法律时，他们的财产，将会在法律的名义被合法的剥夺，所以南方庄园主要冒险脱离联邦政府。同样，基于对他们财产的顾虑，奴隶主并不主张奴隶贸易以及从外地进口奴隶，因为这样会降低他们财产的价值，尽管这同时能够增加他们在众议院的权力。^6 所以，当国际奴隶贸易问题在实际中被表决时，南方的任何一个州都没有支持恢复奴隶贸易。
尽管如此，南方却没有如巴泽尔的理论所显示的，大量奴隶通过慢慢积累财富而将自己赎买成为自由民，由于奴隶是一种终生劳动资源，而奴隶的子女，也被看成奴隶主的财产，从而，奴隶的贴现值非常高，而对奴隶的监督成本要远低于奴隶的终生价值，特别考虑到在管理大量奴隶，监督成本能被大量节约的情形时，奴隶主会善待奴隶，改善其健康，增加其价值及产出，却不会主张废除奴隶制。
从经济学角度看，对于理性的奴隶主，可以通过赎卖的方式弥补其损失，联邦政府以市价购买所有的奴隶，这约需要27亿美元，然后宣布解放，同时将其遣送回非洲并重新安居，这约需要另外的3亿美元，其他的折中方案有渐进的解放方式，以数代人的时间完成这个过程，并将成本节约到5.5亿美元。^7
但这只是事后的估算，其限制条件是，必须一致的同意采取这种成本核算模式，以及存在一个全能全知者以清晰的估算并比较各种方案的成本。实际发生的情形是，在南北战争之前，如何解放奴隶，从没有被南北方真正讨论过，奴隶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南方的州决心要从北方分离出来，拒绝任何妥协的条件，也不寻求伤害的补偿和法律的变更。
1862年，林肯签署了废除南方境内奴隶制的总统令——《解放黑奴宣言》，然后，在1865年，《宪法第13修正案》宣布奴隶制非法，但却没有提供任何补偿。由此，引发一场纯粹基于信念的南北战争。这一场战争，尽管因废奴运动而起，却可以被看成 南方的利益 与 北方的信念 之间的冲突，而真正引起冲突的，是北方的信念和南方信念的不同。北方的信念，如同阿克顿勋爵明确指出的：
奴隶制度是反对民主制的。首先因为它在人类中建立不平等，其次因为它使一些人习惯去统治无法支配自己的另一些人。它产生专制，这是普遍真理。[^8]
废奴，成为北方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在北方有一个大党支持，它宁可放弃联邦也决意使美国摆脱奴隶制，使林肯总统不惜国家分裂，也要实现普遍自由的道义。但对于南方来说，这场战争已经不是奴隶制度本身或是奴隶利益补偿的问题，而是联邦政府对于州权力的篡夺。当政府以专制的手段来进行战争以满足主政党的信念时，却促使另一个政党更重视州权和自治。奴隶制从华盛顿时代缔造联邦政府时便已经存在，对于南方庄园主来说，对于这一制度的坚持，并非出于如何固执，而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南方权利系统的一部分，对于南方的爱国者来说，这是某种独立和自治的象征。这种信念上的冲突，最终以战争形式来解决。这一场战争的结果是，奴隶主丧失了他们数代人一直以来所拥有的对奴隶的产权和相应的权利，而奴隶，则被解放为自由民，获得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整个战争的成本约66亿美元，并同时造成超过100万人受伤或死亡。是所有可能解决奴隶制问题中的最昂贵却又低效率的方案， 但却是现实中真正结束奴隶制的解决方案。^9 由此，过去的奴隶们，获得了一切产权的最基础部分——人身自由权。
从一个广阔的立场看，奴隶制的争拗和最终以南北战争来解决这场争拗，乃是《独立宣言》中关于人生而平等信念的延续。这是信念和思想改变社会现实生活的例子。当后世的独裁者，以南北战争为例子，为自己不放弃武力而试图以战争完成所谓的统一行动而辩护时，却忘记了信念的背后，是道义的存在。^10
[^5]: 由于这个特别机制，人力资本的产权私有性在各个制度结构里都不可能被取消。即使在设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即所有非人力资本）都归了公，人力资产仍然归个人所有，也就是私有。把这一点阐述清楚的，不是别的什么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而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被称作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的小书里，马克思讲到在他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默认 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还必须保留按照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来分配消费资料的 资产阶级法权 。虽然这个构想，现在看来还是没有办法实现（因为一切生产资料归了公，消灭了商品生产以后，要拿 劳动小时 来计量每个人的不同劳动贡献，除了在一个非常小又非常简单的 社会 里，根本不可操作。但是马克思的这个 思想实验 ，说明，即使把非人力资本的公有化程度推演到不可实际操作的高度，人力资本的私有性还是挥之不去。（周其仁，《企业理论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8]: 《自由史论》，阿克顿著，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State（国家）不同于 country，也不同于 nation。[^1] 本节讨论的是，一片土地上的人群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
国家（State）拥有权力的变化，与人所处的身份地位（status）变化相对应。具有明显等级制度的王权及神权，和人类第一波城市文明及大规模水利工程同时出现。此时的社会，已从游牧文明转入定居文明，农业是主要的产业。在文化发展到可以对组织人类活动的诸种制度进行分析之前，国家、等级、权力分配等制度形式，业已存在许多年。^2 所以关于国家制度的起源，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追溯的猜想和推理。
丹尼斯·缪勒（Dennis C. Mueller）说：
很容易想像，政府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或者协调打猎和收集食物的活动而从原始无政府的状态中产生出来，但同样很容易想像的是，在国家起源的背后，掩藏着一种分配上的动机。人们将会利用或者创造国家这种制度来把财富从其邻居那儿转移到自己手中，这一假设几乎是从人们受自利所驱策这一假设中同义反复得到证明。^3
国家的出现，可以被设想成以下两种可能：一是满足部分成员的需要，二是满足全部成员的集体需要。这两种不同的需要，对应于诺思所说的
专一的公共所有权的发展，导致专业化和分工的扩大和一种规定、裁决和实施所有权的特殊组织形式——国家的出现。但究竟国家是作为一种进攻和剥削乡间村民的掠夺性团体而发生，还是从乡间村民对于组织的公共需要而发展起来？
第一种可能对应于一种暴力掠夺性起源，第二种可能对应于国家的社会契约性起源。从效率角度，这分别对应于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形式：掠夺性的资源分配，进行的是财富的重新分配，但在整体财富总量上，没有任何增加。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存在，只是在不同人之中，通过掠夺和强权，重新分配财富；契约性集体同意对应于人们按照自由意愿，得到所有成员同意，组织起来，通过合作分工而提高效率，进一步促进财富总量的增加。
从另一角度看，社会整体同意，需要一种高度技巧性的精致制度设计，甚至在民主国家今天的选举体系中，是否能达到这种可能仍值得怀疑。^4 而社会效率的增加，也并不一定需要国家的存在。比如亚当·斯密便在《国富论》中论证了市场可以自发的通过 看不见的手 而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5] 甚至，市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远比国家组织和计划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体系和制度，特别考虑到信息的分散问题时更是如此。^6 当市场已经非常完善发达，并足以自发有效率的分配资源时，国家的存在对于整体资源最优化来说，并无必要。^7 考虑到自发交换的市场，从初民成为集体组织时便存在这一事实，^8 可以知道，国家的出现，并不是有效率交换的必要条件。
国家、神权等诸种社会制度的成型，出现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成功时期。一方面可能与大规模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集体动员有关，这使得国家看起来充满强制性；另一方面则可能与大规模水利工程带来的大量物质剩余有关，因为这种积累，很容易产生掠夺行为和基于各种名义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奥尔森考察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认为政府的出现就像一个从 流寇 转到 坐寇 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出自一个集体同意的社会契约，而是出自无政府状态下各个 匪帮首领 的自利动机。相对于 流寇 随机扫荡式的大量掠夺（税收或者保护费），长期下，被统治的理性的人们会倾向于接受 坐寇 定期和稳定的税收，而明智且自利的 流寇 则会在 看不见的手 的引导下逐渐稳定下来，通过战争 选举 一个王出来，从而垄断对一个地区的掠夺权。由此，一个稳定形态的掠夺者得以产生。遵循这个思路来考察，国家雏形的出现，追溯起来，可以一直追溯到狩猎文化向定居文化过度期间，当初民分别沿着农业和狩猎两种不同的分工独立发展时，一部分富于勇力者外出漂流，虽然因应于食物的稀缺而发展出各种狩猎工具以及腌制和储存食物的方法，但也会出现猎食失败者，这些失败者，偶尔回归定居部落，并以流寇的形式掠夺定居者的果实。^9 同时，那些收成不好的定居者，也可能利用武力劫掠或者偷盗剩余物产，成为另一种 流寇 。由于流寇的产生，相应便出现卫兵和军人，一方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索取相应的报酬，即是税收。流寇成为坐寇以及军队成为常规组织，都可能发展成为一种稳态的有组织的武装，无论他们之间的战争的结果是谁胜谁败，事实上，对于被管治的缺乏武力者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很大差别，因为都必须付出一定的租金，来换取自己人身及财产的安全。所不同的是，付出的租金，是连续性，还是间断性，多还是少的问题而已。
那些得到控制权的胜利者，会慢慢形成稳态的统治者，这可以借用韦伯的奇理士玛型组织常规化理论来解释：一个成功地控制了某块地域的奇理士玛型组织，要实现自己常规化统治，将进行以下三方面工作：
这便是国家和政府的雏形。这一个过程随着历史和文明的演化而日趋精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讲述了一个篡主政治形成的故事：柏西斯特拉图斯先伪装成为人民倾向者，^11 然后，弄伤自己，并通过别人的动议，^12 劝诱人民准许他获得卫士，称为持棒者，并用这些武力来反对人民。进而，他用了如下方式，解除了人民的武装：他先在山上的塞修斯神庙举行一个武装的阅兵会，让公众带上他们的武装。当他开始演说的时候，公众便把武器集中叠架在山下，然后他故意放低说话的声音，以让人民尽量走上山来靠近他，而他的卫士，则把武器收集并缩藏起来，进而，柏西斯特拉图斯便通知人们，不必惊慌，也不必担心他们的武器，一切公事由他来负责。于是，一个篡主政治便这样形成了。^13
在人类有史可稽的历史中，除了群贼混乱、流寇横行的时间外，大部分时间，社会乃是由身怀利器的坐寇统治。这些坐寇一旦形成，便不再愿意放弃其对武力的控制，也不愿意对其进行任何制衡和分拆，因为这是其权力来源，甚至必须保持其武力上的绝对优势。独裁国家的特征之一，是不断发展其军事侵略的武力。[^14] 一个典型的独裁政治，则是由少数世袭的独裁者来掌握这种终极权力，以一人一伙为领袖，并由其掌握真理，以全民生命及未来为代价，而换取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之下的生存权。无论这种权力被赋予任何一种道德色彩，^15 都无法掩盖其背后的掠夺实质，这种掠夺实质表现为这种权力乃是不经过任何自由人同意的契约，而得以随意剥夺除其核心人员之外的其他人的财产乃至生命。^16 而与之不同的是，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其目标，则是最大化的将这种全力予以分散。
从历史上看，国家的起源，不大可能是一种集体同意的社会契约，因为国家中的人们，并没有任何退出权，从而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契约。同时，那些试图反对国家这种组织者，均可能被定义为叛国罪而受到惩罚。所以，国家从有史以来，实质上是一种对于民众资源进行暴力掠夺并重新分配的组织制度形式。在欧洲及其他民主国家之外的某些地方，这种形式仍然持续的成为一种掠夺形式。在个人没有人身自由、对于制度的形成没有契约自由以及对于不同意的制度没有退出权^17 的情况下，国家中的人民，实质上只是等待被屠杀和被剥削的猪，而爱国的说辞，只能是一种精神鸦片。
国家、神权等习俗制度的存在，作为一个传统和一种规则，持续了非常长时间，包括至少从公元前6000年，到约17世纪近代民主国家的概念真正成型之前这段时间。早在人类语言及思维发展到足以反思这一制度之前，便已经作为一种默认的社会规则而被遵守，这些社会规则的存在，使人类的活动构成秩序，而各种语言和符号的最初用途，便是用来传播和实施这些业已确立的社会规则。^18 但是，无论这些制度及体系持续的时间有多长，仍然不能意味着其有先天存在的必然性，或者作为一种自然延续的先天权利而得以在以后继续保持。站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立场上看，将公元前6000年的城市文明到现在这段时间，和漫漫的人类进化过程比较，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在此之前，人类的活动，既无国家组织，也无神学符号。所以，国家、神权等制度的存在，并不能以其 自然权利 而得到合法依据。
对于每一个被抛到尘世来的人，这些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并非人的肉身所自然存在的属性而随基因遗传，而是根据社会实际互动得来，但对于每一个后来者而言，却是先天存在而制约着他的社会生活。从而，对于这些制度的理解，一方面依靠和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互动；另一方面，则依赖于文化符号的学习，而了解，习得这些社会制度。对这些确立已久的惯例、制度、规则，以及它们的演变过程的记载和描述，属于历史文本的内容，将这些规则用文字逐步加以阐明，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那些未被阐明的规则，总要比文字所能阐明的东西，有着更多或者更少的内容，^19 但正是在这种用文字符号对事件进行重新加工，以让后人理解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的过程中，游戏规则被重新阐发。其原因，在于记载这些事件及对制度进行阐发的历史学家和思想者，在记载事件的同时，也免不了对其中的因果变化进行阐释，以及对事件本身进行反思。对事件描述中，所缺少因素的添加或者对于繁杂事件的抽象，体现了记载者的角度、立场，而理性反思的过程，则使现存的常被认为自然的、习以为常的规则和惯例的合法性受到质疑。^20 从而，这种对社会制度的重新描述和反思，反过来经常成为社会变革的思想来源。
关于国家的学说，得益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和互动，在各种古老文明中，或许可以无中生有的搜寻出各种现代宪法和民主政治的所谓古典来源或思想，但真正对现代民主政治进行描述的详细理论，不会产生于任何文明古国的传统经典典籍中。17世纪以来，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及政府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实际上与现实遥相呼应。正是现实中，一个终极统治者力量合法性受到质疑，才促使了各种相应的理论的产生。
如果与其他的文明古国相对照，17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看起来更像一个偶然事件。光荣革命本身，依赖于大量有一定财产的民众，由于感受到财产可能被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国王剥夺的这种可能的威胁，而结合起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其先天因素，则是作为社会传统黏合剂的宗教组织，其教义和组织结构与社会问题不完全一致。所进行的光荣革命，使国王的权力受到严重的限制，从而达到保护大多数民众财产的目的，又避免了形成一个新的独裁者。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国王只有在得到议会许可的前提下才能更改其协议，议会地位的提升明显削弱了国王违约的能力。1688年之后出现的制度结构，没有为议会取代国王并采取同样 不负责任的 行为提供激励，制度上出现的变革使得政府的承诺成为可信。^21
由此，传统文化中很少受到质疑的国家和政府角色，被重新思考。传统国王所具有的各种权力，应该如何分解和制衡？个人将生存权、财产权等委托给政府，但政府将具有这样的力量，成为剥夺个人财富、生命的强有力的存在。[^22] 如何重新分配这些权力，以使这些权力得到合适运用，而又不侵犯私人的领域并且公器不被私用？这期间的制度设计，成为一种非常精致而具备技巧的事情。由于这些政治制度并不存在于过往的古典传统，也不和现实完全对应，相反，或多或少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重新描述，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创造，由此，各种政治理论和思想，得以自由发挥，其中，各种制度，被看成一种社会契约而处理。[^23] 美国的实践，更进一步为这种设计提供了一种尝试的可能。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依赖于一种力量的均衡，国父们缔结了宪法，同时，以身作则的限制自身的权力成为经典的先例。这种先例，开放了其他文明古国关于政治理论的创造力，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等级制度，或者内部指定、武力胁迫的禅让制度等诸种解释框架。
17世纪以来，政治学传统中的社会契约论，如果沿着博弈论角度，可以区分出三种传统和两种标准：^24
肯·宾莫尔（Binmore）对霍布斯丛林学说的 原初状态 ，用现代方法进行了处理，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社会契约被想像为对一个自然原初状态的理性代替。宾莫尔避开了休谟的问题[^25]，他说道：
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野蛮争夺，与人类行为有什么关系呢？远在我们成为可辨识的人之前，我们已经是社会动物。
从而将丛林学说看成一种虚拟的想像，而不把社会制度这种现实契约，和这种虚拟状态相比较而避开霍布斯的原初状态假说。如果沿着洛克—卢梭—康德—罗尔斯路线，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明，同样必须有一个最初的约定，以成为日后各种契约的起点。洛克的政治学说，取决于其自然法学说中关于自然状态的理解，洛克以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乃是他人身及财产的绝对主人，而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也成为何种手段最有利于保全他自己及其自己财产的裁判者。因此，免于专断和绝对权力的自由，乃是自我保全的屏障。因此，公民社会或政府不能以强力或征服而合法建立起来，而只有依赖于公民的同意才能成为世间任何政府的开端，而政府，未经人民自己或他们的代表同意，不能对人民的财产征收赋税。洛克的自然学说，以自己的自我保全为起点，再去尽可能去保全他们，这种状态，只有在人们之间，不互相冲突，处于和平和善意的状态才可能。当人们处于互相冲突的状态时，逻辑上，自然状态如何可能？在康德的论述中，这依赖于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律自治。卢梭同样强调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自由而平等。由于每个人的自我保全要求，使社会契约成为可能。而这种社会契约，要求将参与者的权利让渡给社会整体。1975年，诺齐克（Nozick）证明，在一个自然状态背景下，没有个人或者集体设计，可以基于合作博弈的解，产生出国家，这种国家，可称为 最小国家 ，也可成为 守夜人国家 。但是，问题是，这种契约的结果，可能是不稳定，或者说，没有约束力的。基于边沁—穆尔功利主义传统的海萨尼（John C. Harsanyi），对社会契约论的批评，强调了 这一契约是否存在约束力 。如果这一契约不具备约束力的话，那么，作为均衡结果的状态不再存在，由此，海萨尼认同功利主义计算，回归自利性假设。宾莫尔运用经济学理论，强调自我约束契约。即是，一个契约所构成的系统，必须是自我实施的。^26 也即是说，在自由契约的情况下，国家的产生，可以经由自由人的意愿，通过多次博弈而产生。而这种视角下的国家，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市场的自发制度，而不再是一种先天的强制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民有退出权，也有选择不让渡其自身权利的自由。
但是，现实的世界是，在广大的土地上，独裁者一旦形成，便不再赋予土地上的人民以其曾经作为诱惑的自由。所以，关于国家的理论中，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国家的先天政治权利，也不在于处于自由契约状态的人们如何自发形成国家，而在于如何让国家中的人们，避免从一个王朝的奴役，走向另外一个王朝的奴役。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集体行动起来，限制独裁者对于权力的滥用，远比关于国家存在的理由，更为重要。这个过程，不能依赖于独裁者的良心发现，或者对其暴力权力的自我放弃，而依赖于民众的行动。
[^1]: State 则强调权力结构，country 强调土地部分，而 nation 更强调抽象的概念。（《关键词》，P.91）State 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的 站立 stare 及 地位或条件 status ，用于指某种已经确立的、固定在特定位置的东西。 静态 static 和 稳态 stable 。（见青木昌彦）
[^5]: 这个论断在此后数百年经济学不断的数学化过程中，变形成为福利经济学两大定理，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核心，其中第一基本定理说：完全竞争假设下的任何一般均衡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即市场出清时，经济处于 技术有效率 的状态。第二基本定理说，给定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必定存在资源禀赋的初始配置，使得从这一初始配置出发所实现的一般均衡的资源配置，恰好就是给定的那个帕累托最优。第二定理由萨缪尔森的分离定理进行处理，即假设可以无成本的转移资源，进行再分配，从而达到效率最大化处理资源。而从工具观点，由于其判断的标准是资源是否得到最大效率的分配和产出，而至于资源的配置分配导致的正义与否的问题，涉及和这个标准冲突部分，则不进行处理。这就是 因为工具假设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不处理道德问题 的理论依据。这被中国人有意无意地曲解为 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 。
[^14]: 这即是所谓 枪杆子里出政权 ，然后以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权力核心管制党中央，进而党再管制政府，通过各级政府管辖属下的权力组织架构。
[^22]: 这就是政治学家瓦因加斯特所说的 经济体制蕴含的政治性的两难境地 。
[^23]: 遵循诺思的思路： 制度 一词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 契约形式 或 契约关系 ，而 技术 则指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状态。制度被划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规则，包括宪法、法律、政策等；非正式的规则（习惯），包括禁忌、规范、风俗等。其中非正式的规则涉及了文化的内容和界定。按照诺思的理解，经济制度的演化可以认为是人为减低生产的交易费用所作的努力，技术进步可以认为是人为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作的努力。关于经济制度的研究可以认为是关于资源通过某种制度下的生产行为转换成更有价值的形态这一过程的研究。在经济学博弈论的视野下，国家的两种起源学说：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理论，可以被视为一种合作的博弈论以形成制度；而暴力掠夺的起源说，则可以视为一种非合作博弈论。纳什证明了合作博弈论可以转化为非合作博弈论进行处理。从而，国家的两种起源说，可以被放在一个非合作博弈论的统一框架下得到处理。即是说，无论合作性的共同同意的制度，还是暴力掠夺的制度，都是一种契约。制度，意味着契约。广义上说，国家只不过意味着其中的一种契约而已。而国家的解体，只不过意味着参与博弈者的行动结果，导致了一种大规模制度变迁而已。
[^25]: 休谟的批评，则指出 任何事，都不能从实然推出应然 ，由于昨日的事实和规律，可能不适应明日的事实和规律，从而根据过去而形成的理论建构，可能不适用于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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