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亚历山大奇迹般崛起时，希腊文化便随着他对世界的征服而传播。马其顿帝国疆域急剧拓展，为了减少被征服地区的不稳定，除了对不让亚历山大通过的城市予以攻击之外，对于那些主动臣服的城市，亚历山大采取了一种保持其民族文化和宗教独立性的策略。^1 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希腊文化的心醉，他所到之处，被命名为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式城市被不断修筑起来以纪念其功业。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了埃及，准备离开之前，设计修建了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2 这座城市因其极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而高度繁荣，大量因为战乱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旋即聚居于此。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帝国被其手下四将军割据，巴勒斯坦因其地理位置变成兵家相争之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有不少迁居到这个城市，成为另一个犹太人聚居的中心，形成巴勒斯坦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这种两个中心的分化。[^3] 时长日久之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后代由于不断的希腊化变得不熟悉希伯来文，不得不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圣经，^4 由于语言变化，而翻译过程则是一个对于文本的重新阐释，所以产生对《圣经》文本新的理解，这是促成各种不同宗派形成的一个因素。^5 亚历山大远征使犹太人大规模接触到希腊文化。传说公元前3世纪的赫卡泰戊斯[^6] 在希腊文献中提到了犹太人历史和律法。[^7] 但最起码要等到犹太人的 玛喀比起义 [^8] 后，希腊人才比较明显关注犹太人。反过来，犹太人却深受希腊文化影响，^9 这个城市的犹太人被不断的希腊化。
《旧约》中关于犹太人故事的《历史书》一直记载到公元前430年左右的《尼希米记》为止，而《新约》则从耶稣诞生开始。这期间《旧约》中 旧的约定 已经结束，《新约》中 新的约定 尚未来到，两约之间的400多年，是犹太教 沉默的时代 。这400多年的犹太人历史，被载入15部《次经》[^10] 中。《次经》的记载，可以被看成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显示了希腊化生活对犹太人的影响。^11 这种影响，从语言、礼节、风俗等实际生活方面开始，慢慢波及道德、伦理、宗教、关于世界和社会的理解等方面。
犹太教的《圣经》是一个根据历代文书拼凑而成的大杂烩，常出现前后矛盾，思维冲突的地方，远不及希腊哲学来得逻辑严密。[^12] 这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或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对于浸润在希腊文化中的亚历山大城犹太人，解经时便也自觉不自觉的遵循一种更加连贯的思维，以处理《圣经》中那些前后不一致的部分。比如那些易让人觉得荒谬的部分，巴勒斯坦的犹太法学家会采用字面解经法，老老实实的承认不能让其连贯起来解释，而 只有上帝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但亚历山大城的解经者，则倾向于采用隐喻解释^13 的办法以使事理看起来更加自恰。^14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希腊文学中的修辞学，特别是采用隐喻等手法，自由阐释文本的做法，被引进来解释《圣经》[^15]。
将犹太教教义进一步希腊化的有亚历山大城的斐洛[^16]，以及约瑟夫、老普林尼等人。斐洛的学说，包括四部分：上帝学说、逻各斯学说、《圣经》解释法、伦理学说。[^17] 其中没有包括任何有关基督耶稣的预期。[^18] 斐洛努力想证明，《摩西五经》、《旧约》与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的哲学，和谐不悖。由此，寓意解经法被运用来调和《旧约》和希腊哲学，形成更为前后一致、逻辑严密的学说。[^19] 《旧约》中经常出现在俗世，与人同形同性的神，在斐洛的上帝学说中，被修改成为一种完全抽象的、不可知的、完全远离世界的纯粹超验存在，而上帝与人的沟通则倚赖于 逻各斯 这个中介者。^20 逻各斯之所以被引入的理由是，如果上帝真的是纯粹的超验性的话，那么 上帝的被理解如何可能 ？愚蠢的人类，作为受造物，如何可能去理解造物主本身？斐洛将斯多葛学派的这个概念引入，以作为上帝显现其自身的一种方式。当斐洛将哲学看成一种工具，通过思辨的形式，思考神之力量时，在事实上便已将犹太教义的纯粹信仰引入一种思辨之中。尽管上帝是不可认识的终极存在，但他已不是沉默不语，上帝是通过他所溢出来的光——逻各斯对人说话，而人类则通过对逻各斯的理性思辨而认识神之力量。^21 斐洛同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思想，^22 为后来的基督神学做了一系列铺垫。斐洛的理论很大程度看，可以被看成因应于当时实际的环境的策略结果。在一个强调逻辑思辩的主流文化下，让犹太教思想包容希腊哲学，以形成更加严密的体系，无疑是一种更加容易融入主流文化的方法。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引入逻各斯之后，上帝的力及其秩序，便被置于人类思辨能力的批判之下，由此引发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张力问题^23，也带来基督教义中神性和位格的问题。[^24] 同时，上帝的存在也不再是象《旧约》所记载的，经常现身击杀那些不听话或者不合意者，而是退化为一种终极不可知的力量，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有赖于先知向哲人的转化，使上帝的 道 [^25] 通过思辨而为世人理解。从而，在线性时间下，基于对上帝的信仰，由于 逻各斯 的存在，历史变得逻辑一致，这成为日后奥古斯丁历史神学的思想渊源。
[^3]: 这种 双城记 的局面，在后世很多地方出现类似状况，传统城市一开始常保留更多过去的文化，而新兴城市则常带来新的改良和思想，但有时传统中心却会出现更为暴烈的革命而导致过往的文化随之消失，反过来倚赖于新兴城市以保留过往的文化，类似的例子是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在唐宋间脉络一致，但当中国历经战乱、革命之后，传统消失时，反而日本有些地方保留了中国过去的韵味，比如东京浅草寺的风韵，便每令人回想起宋明间的武林。另一个例子是1949年后，两岸三地：香港、大陆、台湾所用的中文语法和话语体系各不相同。
[^6]: 赫卡泰戊斯 Hecataeus of Abdera 不同于公元前5世纪的 Hecataeus of Miletus。
[^7]: 这种说法出自约公元37年—95年的约瑟夫斯所作的《犹太古代史》，其内容真实备受争议。包括这段关于犹太人的记载，所以，这段记载的作者，常被称为 Pseudo-Hecataeus 。
[^8]: 公元前198年，塞琉古王朝夺取了巴勒斯坦和腓尼基。战争使塞琉古王朝国库空虚，而巴勒斯坦的圣殿，因为几百年来犹太人财富的贡献积聚，成为可能补充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国王塞琉古四世曾试图抢劫圣殿未果。于是，公元前168年，在犹太人逐走了国王任命的大祭司之后，国王安条克四世宣布犹太教为非法，废止一切犹太教的节期、禁止行割礼、禁守安息日、焚烧圣经、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竖起希腊神祗宙斯的祭坛，并在其上用犹太人视为不洁的猪进行献祭，强令犹太人食用猪肉。由此，犹太人玛喀比起来暴动，并于公元前143年建立玛喀比王朝，并一直独立到公元前63年罗马的庞培占领巴勒斯坦，并将巴勒斯坦、叙利亚设为罗马行省为止。后世犹太人的光明节 Hanukah 也来源于此。
[^10]: 这些《次经》，不为后世的新教所认可。 新教作为天主教异端，为了显示自己的历史渊源，将《旧约》直接同原始希伯来文本接轨，而将《次经》摒弃在外，基督教天主教会在《旧约》中收录了其中的7部，被收录的称为《第二正典》（Deuterocanonical），其余称为《次经》（Apocrypha），意为 隐藏 或 不为人所知 。这些《次经》包括各种杂烩——有些接近于预言，有些则假托前人之名，比如从《摩西五卷》中寻找一些言语，然后加以发挥。类似于中国汉代人伪造前人著作的做法。当时不同的城市的犹太人，对于这些著作的看法也不相同，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倾向于认同这类书，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则并不赞同
[^12]: 历史的不一致性，有时倒是下一次重新阐释的便利。比如因为《旧约》中存在某种建立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叙说，所以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 1844-1913年）通过对文句分析，由《旧约》中重构出另一个以色列历史。见《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洛维特、沃格林等著，田立年、吴增定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5]: 基于文献记载， 隐喻 这一词语是由公元前3世纪的斯多葛派克利安西（Kleanthes Aus Assos，约公元前330—约公元前232年）开始运用。希腊哲人在对荷马史诗的去神话化时已大量采用这种方法，《七十子圣经》对希伯来文本圣经的翻译中也显示出对这种方式吸收的痕迹。甚至后世佛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对梦的自由阐释时，也隐含的采用了这种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式，将《圣经》当成一种象征主义的文本，在为原先文本去神话化的同时，也借着文本，加入解经者自己的阐述。但这种 六经注我 式的解说方式，由于允许很大程度的自由阐述，从而产生各种可能的歧义并引发各种争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之后，便成为各种教派对阐释不可见上帝的话语权力的争夺。当考虑到教义解释导致权力分配问题时，便得以理解当后世确立了 正统的教义 之后，这种采用新的阐释方式以从旧文本中获得新意义的方法便被主流教会所抵制，而这又进一步区分出正统和异端。新教“因信称义”的做法，便是允许个体的教民，自由的阐释自己的理解，而瓦解传统天主教会对于《圣经》阐释的话语垄断权。
[^16]: 斐洛 Philo Judaeus，又称 Philo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5年出生。公元40年，他代表犹太人去罗马游说国王改变对犹太人的政策，在犹太人之中有较大影响。斐洛的希腊文法深印着柏拉图的文风，显示了希腊哲学对他的熏陶，斐洛出身犹太望族，熟悉犹太经典。对斐洛的评价，如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所说明的鲍威尔的零星见解：
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基督教的真正创立者是斐洛和塞涅卡。这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布鲁诺·鲍威尔的疑古心态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类似，凡古皆疑，而背后别有用心。布鲁诺·鲍威尔认为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没有一件历史事实，甚至历史上是否有耶稣其人都是问题。由此，基督教历代的教义争辩和修订便被当成旁支末节，如果说，基督教会用上帝存在这一理由，终结了一切哲学的终极追问，那么，后世采用基本的价值判断，而终结一切可能的思辨时，则是用另外一种更为粗暴的终结了这种追问。
[^17]: 参考《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斐洛思想引论》，(英)罗纳尔德·威廉逊（Ronald Williamson）著，徐开来、林庆华译，华夏出版社，2003。
[^18]: 《新约》中，记载耶稣出生时的天象，按后世天文学考证，这一天象应出现于公元前6年，假如耶稣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应该出生在这一年。而斐洛，至少比耶稣年长二三十岁，耶稣的活动地区主要在加利利南部的拿撒勒。罗马的史学中，塔西佗 Cormelius Tacitus 和绥托纽阿 Seutonius 没有任何关于耶稣的记载，也没有提及耶稣之名。犹太史学家约瑟夫 Flavis Josephus 的《犹太古史》中有两处提到耶稣，但后来这被考证出是3世纪时基督徒的伪造。耶稣在世时的影响最多是在巴勒斯坦地区，而远未传播至亚历山大城。而斐洛虽然曾到过巴勒斯坦，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及耶稣。这种沉默，显示了对于基督教，假如他真的略有所闻的话，也毫不在意。
[^19]: 罗纳尔德·威廉逊用这么一个比喻——
斐洛甚至可以从一份火车时刻表中引出柏拉图的理念来说明斐洛的辩才无敌。斐洛深得罗马修辞学精华，《圣经》只不过是被他选择用来作为运用这种修辞学的文本而已。有趣的是，斐洛为后世
和谐社会 的 和谐理论 提供了一个范本：无妨通过寓意解经法的运用，通过不断的重新消解、否认先前的文本，来为后来举动的合法性辩护，完成对教义的新的阐释。
[^24]: 正统的基督神学， 圣父、圣灵、圣子 的 三位一体 ，但这三者，何为第一位，却是一个困扰基督神学甚久的问题。正是斐洛在犹太教义中引入了逻各斯，后世 三位一体 才得以成型。但与后世“三位一体”的不同，如果说斐洛有“三位一体”的概念的话，那么他的 三位一体 便是“上帝、逻各斯、摩西”，而完全没有关于基督的任何想像。
[^25]: 逻各斯 ，见《七十子译本》的前三句，在早期的中文语境下，翻译借用了老子的《道德经》中文将其翻译为 道 。
希腊哲学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于希腊富庶城邦的有闲阶级中。希腊哲学从一开始，便显现了一种基于闲暇之上 求真爱智 的特质。[^1] 希腊哲学诸流派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自成体系，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相关，对后世影响甚大。
苏格拉底以一对一的谈话反诘的方式，迫使交谈者自己去反问并追寻被隐蔽的终极本质。这种追问的意义，在对话的 逻各斯 logos [^2] 中自我显现，而不在乎追问出来的结果是否可能是一种普世信仰，此种追问，最为符合希腊哲学求真爱智之真义。在柏拉图所描述的苏格拉底的追问中，什么是正义、勇敢和善的问题，有着重要的位置。^3 苏格拉底这种追问，在哲学中引入了伦理学的价值判断作为论证前提，从而看起来更像一种伦理性的政治哲学。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 善 推演为一种道德上的至善，使其成为 逻各斯 的第一因[^4]。在《理想国》^5 中，他描述了对现实秩序世界的一种设计： 哲人 因为对 善 这一原则以及对作为理念的 一 的透彻理解而获得对作为 多 的现实世界的指导权—— 王 ，从而可以安排出一个逻辑上严格一致又具有正义道德的秩序世界[^6]。此种理解将本来纯粹存在于思维世界的思辨，运用到现实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社群之上，为后世的社会规划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型。希腊哲学本来强调思辨和逻辑，苏格拉底在其中引入价值伦理，柏拉图再将其划分为理念世界和真实世界，而后再到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学问推演，哲学已经不再局限于自然世界而可以被用于探讨俗世事务。这为日后普罗提诺^7 将柏拉图的学说发扬为新柏拉图主义，引向基督教教义铺垫了桥梁。
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间的观念，乃是秉承前人而来。在古希腊—古罗马人的神话意识和谱系中，日月运行是一种重要而有着深刻影响的自然现象，由于物理时间乃是源于日月的天体运动，故昼夜循环，去而又来。作为一种原始经验的延续和记忆， 自然 被理解成为会在每年严冬死去，而在第二年的春天再度复苏。这样的理解中，不会出现单一的线性观念， 过去 被融化在当前中，并在未来中再次出现。时间意味着周期性、规律性、持续性和不变性。这又和希腊哲学所追寻的的变化背后的规律相一致。
这对应于希腊哲学的方法论，便是在对事物的分类基础（共名）上的演绎推理方法。同时，对于跨越时间领域的动态事物，则集中处理动态变化背后的静态问题。这种生灭无常、本质永存的信念，所关注的对象，不是直接的感官事物，而是感官事物之外，不依赖于实有事物的纯思辨的一般抽象关系。在这种理解中，不变的存在是事物的本质，而变化的存在，只是现象及形式。没有线性的时间，也没有 进步 的概念。只要抽象规则不变，那么过去、现在和将来，必然有同样的生灭循环。在希腊哲人的看法中，物质是永恒、非创造的，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时间没有方向性，没有特殊的向度。[^8]
本质上，希腊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反历史的，在通行的希腊哲学形而上学观点中，只有确切的永恒才是可以把握的，^9 而在希腊哲学的观念中，历史学只不过是搜集经验的事实，只可能是质料，而不可能推导出背后的规律。因为历史的瞬时性的变化，是不可能被把握的。^10 从而希腊哲学的方法论不会诞生出类似基督教文化的历史神学。因为在希腊人的时间观念中， 变化 becoming 低于 存在 being ，这决定了希腊有史学、有哲学，却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的线性的历史神学。^11 而希腊哲学及犹太—基督教关于 时间 的不同看法，正是其分歧的本质所在。
[^1]: philosophy 原由 φιλο（爱好）及σωφια（智能/知识）组合而成，因而哲学希腊文原义为 love of wisdom（爱智），而西文 school（学校）则是由希腊文 shule（闲暇）派生而出。见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 逻各斯 logos 这个概念来源于斯多葛学派，特别是赫拉克利特，用来说明印在自然秩序之上的理性和不受人影响的不可知的秩序和力。而 logos 这个词又同时区分出三种不同的理解：自然之道 laws，逻辑理性思维 logic，言说 dialogue。
[^4]: 第一因 nous ，精神、心灵。
[^6]: 由此，演化出 哲人—王 这种概念。
[^8]: 所谓的 革命 ，按照希腊哲学的理解，只是又一次周而复始的循环的新的开始而已，而不是和传统的决裂——革命和变化不是世界的本质。这种循环观念，与中国邹衍的五德循环说相比，更少政治味道。
希腊文明可能并非纯粹而自足，而有其他文化的来源及影响。[^1]按照传统的记载，到公元前8世纪时，希腊有三种宗教，奥林波斯崇拜、俄耳甫斯教派和厄琉息斯秘仪。奥林波斯崇拜的对象主要是宙斯、阿波罗和雅典娜，俄耳甫斯教派崇拜德墨特尔，厄琉息斯秘仪崇拜狄俄尼索斯。奥林波斯崇拜的宙斯神则稍为节制，而后两者更为狂乱而富于原始崇拜的力量。关于诸神的故事，成为这时的民间思想传统。[^2]尽管各民族基于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创造了其本身的信仰，但随着各民族的往来及变迁，流传下来的神话本身，或多或少带有一种谱系的性质。谱系中演化而成的痕迹，要比基于某种连贯的哲学原则而写成的作品更加明显。^3
待到希腊城邦日渐繁荣时，口述的零散神话，也被书面化并谱系化。其中两个重要的人物是荷马（Homeros）和赫西俄德（Hesiod）。公元前9世纪，盲诗人荷马删编了民间流传的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中的事迹，成为两个成型的故事——《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中除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神之外，也记载了特洛伊战争中，诸神一般的英雄传奇。荷马以其说唱的形式，为历史的记载提供了一种可能，这两个故事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定型后迅速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4赫西俄德所创编的《神谱》则是更系统地对诸神进行谱系化，赫西俄德以奥林匹斯神系为终极归宿，将诸神纳入了一个单一的基于血缘而构成的世系。^5由此，对于混杂零散的诸神，后人获得了一种系统的记忆，不同的传统被融合起来。在这个体系中的联结纽带是血缘而不是思想或者行动。^6
值得注意的是，赫西俄德的书中没有明确的 创世 概念，而仅仅以 浑沌为万物之先 ，谨慎的以为世界起源于不可知晓。同时，在另一本书《工作和时日》中，赫西俄德提出了一种世界退化的观念，即是人类社会从黄金时代渐次退化为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7]这在后来古罗马诗人奥维德 Ovidius[^8]所著的《变形记》（Meta morphoses）中被进一步发挥。[^9]但是，关于时间的这种观念，并没有显现在希腊哲学或者基督教教义中。
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期间，希腊盛行戏剧节。各种表演及比赛中的节目，对荷马史诗有着大量的背诵及表演，历史的口述传统及记忆，便由此得到延续。当通过参赛的职业说书人，依据荷马的剧本，模拟人物性格而表演，或是此后各种著名的希腊悲剧、希腊喜剧重新对过往神话故事再阐释时，诸神的人格特征，情绪化的面目和性情等，便依次显现并逐渐深化。诸神时代隐去之时，便是人类历史之始，这即是历史的去神话化。
后世眼中真正意义的古希腊历史著作，出现于公元前430年前后，其代表是希罗多德 Herodotus^10的《历史》及他的同代人修昔底德 Thucydides 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包括稍后的色诺芬 Xenophon 的著作^11。
当希罗多德使用 历史 historie 这个词语来描述他的作品时，他只是使用这个词的希腊语意义 探询 ，[^12]而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是在开创一种流派，一种标准和一个延续2000多年的学科。和《一千零一夜》中航海的辛巴德一样，希罗多德一生到处漫游，由此接触到各个民族大量的神话传统。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不但记述了他自身所目见的事、目击者的证词，也记录了一切道听途说，甚至记录了他所目见的手稿中的内容，^13希罗多德宣称他的目的是保存对有价值之事的记忆，使其免遭时间的破坏。对于他所记录下来的故事是否真实的问题^14。希罗多德并非不注意证据的真实性，但相对于叙事命题的确定性描写，希罗多德更关注命题的逻辑和连贯性。从而，为了让其所感兴趣的全部可知世界和传统更显得连贯一致，对于其中基于其个人知识无法判断的事件及传奇部分，希罗多德所采取了一种 如是我闻 式记录下来的做法，并利用各种谱系、神话以及编年志，以使所讲述的故事更具备连贯性，使得人的 历史空间 和神的 神话空间 被连接在一起，成为连续延伸的记忆。J.W.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评论道：
希罗多德的著作，最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它的统一性，其次便是他所表现的精神。
在希罗多德的笔下，
历史不止是一些突出的、不连贯的事实的排列，在表面的混乱的底下，表现出一种连贯性和统一性的信念。^15
希罗多德对于事件的处理，展现出一种统一性和一贯精神，这正是体现了一种 历史哲学 的方法，但正是这种方法的使用，使希罗多德的作品，在后世的历史学标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小说，或者说，关于历史的善意的谎言。
修昔底德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60年前后，是个职业军人。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于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联盟之间的争斗，终结于公元前411年，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所叙述的事件，为其亲身参与之 二十年目睹之真实现状 。^16在方法论上，修昔底德攻击了荷马，彻底地不承认神力可以干涉人事。对于希罗多德所感兴趣的各种关于希腊的传说，以及各种道听途说，不可考证的内容，修昔底德都近乎残忍的予以彻底删除。他写道：
我的撰述所根据的不是偶然的来源，也不是单凭我的印象，我的根据，一部分是我的亲身经历和目击的事实，一部分是别人目击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是经过我尽可能严格而仔细的考证核实了的。因为即使是同一个事件，不同的目击者的叙述并非总是相同的，而且记忆有时并不可靠，或者有时会有不同方面的偏见。^17
这便是J.W.汤普森所赞赏的 忠于事实的精神和苦心孤诣力求准确的风格 。[^18]尽管修昔底德写作的目的，不是如希罗多德般 探询 ，但写作的背后，并不在于单纯的如编年体般描述事实，仍有其目的：试图发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修昔底德采用了排列其事件的逻辑顺序，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件表现的动机、宗旨和目标，并把事件看作特定意图的结果，进而追溯到人的欲望上。
尽管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展现了一种更加彻底的去神话化，但这两者所书写的历史，均自觉不自觉透露出其遵循的原则，并按照这一原则来编写其历史。希罗多德的方法引发了迪奥尼修斯、伏尔泰等追随者，而修昔底德的方法则是波里比亚乌甚至兰克学派的先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希腊的史学一开始，便展现了一种书写的方法，这种方法，先行预设了其选择并处理其遭遇的材料的准则，再由此书写其历史。如果根据其记述的内容来看，更像是为某种培养政治家的需要而写，充满大量修辞的演说和观念上的说教，而不是作为事件本身的记述。这时史学还没有真正独立成为一种学问，而是一种实用工具。
这种实用性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希腊后被进一步加强。希腊被征服，使历史不再是一种政治家的正当教育，而只是一种往事的记录。这体现在Q.费边·皮克托尔^19的《罗马史》，M.P.加图[^20]的《罗马历史源流》7卷本，G.萨卢斯特的《喀提林叛乱记》《朱古特战争史》和G.J.凯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等书中。但是，与希腊文明不同，亚历山大帝对周边区域的征服扩大了罗马人的地理视野，而希腊文明的辉煌则增强了罗马人的历史视野。波利比奥斯所著的《通史》时间跨度是150年，这意味着其中他所未能经历的部分，需要前代的记述作为补充，而他所运用的方法，则类似于后世的 剪刀加糨糊 或者计算机时代的 复制并粘贴 copy and paste 的办法。希腊—罗马史学关于材料的选择和对历史的书写中，已具备各自的书写原则[^21]，并反过来据以重新区分并整合各种材料。但希腊史学及方法，并没有被基督教神学保留，得到继承的反而是少量的希腊哲学。
[^1]: 这是一个富于争议的话题，德国商人海因里希·谢里曼于1870年对特洛伊的考古发掘，发见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遗迹。陈恒在《略论希腊文明中的东方因素》中列出一些可以供参考的书目包括：拉姆赛伊（Sir Wm. Ramsay），《希腊文明中的亚洲因素》（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zation），纽黑文1928；比尔德斯莱（G. H. Beardsley），《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 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Baltimore and London 1929；罗杰斯（J. H. Rogers），《世界有色伟人》（World's Great Men of Color），伦敦1946；詹姆斯（George G. M. James），《偷来的文化遗产》（Stolen Legacy），1954；瓦尔特·伯克尔特（Walter Kurkert），《东方化的革命》（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1982；魏斯特（M. L. West），《赫利孔的东方面孔》（The East Face of Helicon），伦敦1987；马丁·伯纳尔（M. Bernal）《黑色雅典娜》等。与伯纳尔观点相异的论作则有：莱福克威兹（Mary Lefkowitz）、罗杰斯（Guy Rogers）编，《修正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Revisited），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论文集；莱福克威兹（Mary Lefkowitz），《不是出自非洲》（Not Out of Africa: How Afrocentrism Became an Excuse to Teach Myth as History），New York: New Republic and Basic Books, 1996等。
[^2]: 这种记载神迹的故事，以及由此衍生的对于世界的理解，可以称为神权历史学，即是一种准历史。 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 《工作与时日 神谱》，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6。
[^8]: 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年—约公元17年。
[^9]: 与此类似的中国观念是孔子 郁郁于三代 ，以及充满对往昔 黄金时代 的大量怀念。
[^12]:《多面的历史》，（美）唐纳德·R·凯利（Donald R.Kelley），北京：三联书店，2003。
[^18]: J.W.汤普森指出
修昔底德很注意找出事情发生的原因、发现人们的动机、说明事情的原委，修昔底德对这些事情的关心和他对叙述事实的关心同样大。《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美）J.W. 汤普森著，谢德风译、李活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第1版。
[^20]: M.P.加图，公元前 234—公元前149年。
[^21]: 这种书写原则可以看成一种历史哲学。只是，这时 历史哲学 并非如后来的基督教历史神学的一种试图以某种信仰或者观念，强加于世界史之上的方法，而更像是一种往事的纪录，尽管这种纪录的背后，仍有其目的。
基督教教义依托犹太教传统，以基督诞生、受难的传奇故事为立基，糅杂希腊哲学而成。罗马帝国纵横欧洲、东成西就之时，却不料已祸起萧墙之内，基督教以一个一身受难的事件为起点，配合各种思潮，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有形组织，最终成为罗马国教，并在罗马帝国崩裂时，维系统一欧洲千年之久。本章，叙述的是早期基督教教义的渊源、演变及教义中历史观的变化。
犹太教是基督教的前身，其经典典籍是《旧约》，其中记载的犹太人历史既揉杂现实故事，又有神迹传奇，属于一种准历史。^1 其中，摩西是一个关键人物。
如果摩西这个历史人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其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出埃及记》中，记载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在西奈山（Mount Sinai）上，订立了人与神之间的约定的故事。[^2] 摩西的出现，使耶和华从一个部族神发展成为创造天地的唯一全能上帝，犹太教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神教。而摩西用两个四十天所构思出来并用大量仪式使之强化的律法，才是摩西真正的成就。与同时代其他不成文法[^3] 比较，是一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混合物，更显宗教性和制度性。^4 在《摩西和一神教》中，佛洛伊德[^5] 用他一贯的精神分析法，通过对《旧约》中割礼、神的名字的禁忌等问题的考察，重构了以色列人的早期历史。[^6] 但由于这段历史的久远和证据的缺乏，任何解释均只能看成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解释甚至文学想像而已。^7 到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被灭，犹太人成为 巴比伦之囚 ^8 时，摩西的事迹已经不可确切考证，但可以确认的是，他建立的律法已成为此时的传统，而犹太教的教义也已经稳定下来。
犹太教的教义在犹太人眼中，既是自己的宗教和信仰，又有关于自己的历史。教义以一个全能的上帝创世为开始，以犹太人的苦难作为上帝荣耀的见证，以弥赛亚的再次出现为终结。这种基于历史过程所建立起来的关于世界的理解，充满因为屈辱和漂流的历史特定性，而有着与希腊哲学及史学不同的特质。^9 犹太民族历史上连续不断的灾难，加强并传播了关于上帝及其特选子民的预定意图不可动摇的信仰。正是这种经历的不同，使其教义充分表现出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及对未来的渴望，[^10] 充满一种伤痛的记忆和苦难中的坚持。
在这种信仰中，时间不是无足轻重，未来则意味着希望。上帝创世意味着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观念的开始，创世那一刻，世界从无到有，成为时间的起点。世界，只不过是上帝在短短六天中匆匆构搭的舞台，这个舞台仅为显示神的荣耀而诞生，上演的是堕落和救赎的故事。人，作为世界的存在者及演出者，按照上帝所预先编制的剧本，表演到世界末日那曲终人散的时刻。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上帝启示的先知弥赛亚，获得了阐释这个剧本的话语权力。这种时间图式和对故事的阐释方法意味着，上帝创世这事件本身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被归入某一个循环之中，同时，对弥赛亚的期待，使关于时间的观念由过去的历史指向未来，从而获得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对未来的期望，超越了俗世存在的意义，同时，也与历史和现实中的苦难遥相呼应，这构成了其对俗世和未来的理解。这种理解不同于埃及人对来生复活的期盼，也不同于希腊人对现世的留恋。
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攻陷耶路撒冷城，稍后，波斯征服了巴比伦，希腊及罗马崛起，亚历山大吞噬了波斯帝国。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如同《约伯记》中的记述，犹太人遭受着天平上比海沙还重的苦难，在战争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继续他们对神的信仰。而在此后，数百年间进一步颠沛流离的苦难，则强化了其对未来的期待，并最终转化成为在苦难中等待救世主的信仰。^11 这种对于未来的期盼，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世代的各种信仰。
同时，犹太教的习俗也在继续演化中。^12 犹太教分出三个主要宗派：撒都该派 Sadducees、法利赛派 Pharisees、艾赛尼派 Essenes。撒都该派主张只需尊奉摩西律法，不接受后来发展的 口传律法 ，此派不信灵魂与复活，不信天使与鬼魔；法利赛派，笃信律法，并遵守后来发展的口传律法，相信灵魂不死与肉身复活，注重维护犹太教的传统与犹太生活规范，盼望弥赛亚降临，这一派的学说渐演变为拉比学说；艾赛尼派则过着一种退隐式的集体生活。[^13]
[^2]: 这就是《旧约》中 约 含义：人与神之约定。
[^3]: 比如，吾珥南模法典（Ur-Nammu Code）、比拉拉玛法典（Code of Bilalama）、里辟伊士他法典（Code of Lipit-Ishtar）、汉摩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赫人法典（Hittite Code）、亚述法典（Assyrian Code）等。
[^5]: 《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Three Essays,1939），（奥）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北京：三联书店，1992。
[^6]: 按照他的解释，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贵族，是当时一个城的总督。他带领他的犹太子民离开埃及，推行他的理想，而最终被其子民所谋杀。这种考察遵循了佛洛伊德关于伪装和隐藏的细节泄露了被掩盖的事实真相的理论，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佛洛伊德早期关于文明起源的想像如《图腾与禁忌》《一种幻想的未来》等，考察《旧约》中一系列前后矛盾之处，试图还原出被篡改的地方，以显示后期犹太人对这种 杀父情结 的努力遗忘。按佛洛伊德的猜测，摩西所制定的律法及一神教传统来源于阿顿神教，为了反对当时流行的死神崇拜，故而整个《旧约》避而不谈死神和阴间。佛洛伊德这种解释和他其他的解释一样，有时未免显得过于富有想像力了。
[^10]: 这种渴望，中文有一个成语 望梅止渴 可以表达。
[^13]: 生活在后来发现《死海古卷》（The Scroll of the Dead Sea）之处的 古姆兰社团 Qumran Community ，被认为是其中一支。
城邦和城邦之间的交流，远在军事征服之先。出于自利目的的民间贸易，自发的通过各种零星接触，搜集信息，并完成交易，而在交易的过程中，思想和制度形式得以交流并传播。汤因比^1 指出，
希腊商人很有可能在希腊殖民者之前就到达了后来被征服的殖民地，并成为殖民者的向导。
从经济学观点看，城邦可以看成重商主义的初级阶段。城邦的核心，是一批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其中一部分人同其他城邦的商人进行贸易。各个城邦之中所有参与商业关系的商人，构成商业经济。而这部分专业商人与外部世界的非商人（农民、地主、其他资源拥有者）之间的贸易，构成这个商业经济的背景。^2 对于一个封闭经济来说，自愿贸易使交易双方获益。商人存在的前提，是利用各种信息差距以及物价差距，完成商品之间的套利行为。当经济最终会达到某个稳定的平衡状态，套利所得到的收益也稳定下来，而不再高速增长。[^3] 这时，商人要获得更高的利润，便必须寻找新的贸易对象和贸易渠道。于是，基于商人获利的动物本能，城邦的市场半径随之增大。伴随交易范围的扩大，中心城市也随之形成。随着这个过程不断开展，某些城邦逐渐变得强大，某些偏远的城邦则显得弱小。[^4]
当两个城邦沿着各自的中心城市，寻求新的贸易对象并不断扩大其贸易范围时，城邦间便发生接触。由于城邦的中心城市，产品同质化的几率甚高，从而，竞争比合作垄断更为可能，而在古代世界，竞争很容易演变成为战争，从根本上打跨对方，获得食品并将对方抓捕为奴隶。这表现在古代希腊，便是大量的无休无止的联合结盟和称霸行动。^5 战争的结果，除了使城邦之间迅速联合起来，成为同盟之外，也使城邦内部的居民愿意维持一定量的本地武装，这更进一步导致国家的武力强大。正如希克斯所说：
今天我们认为国家行使（司法和防卫）这些职能是理所当然的，但一个强大到足以充分行使其职能的政府并不是自行出现的。^6
随后，城邦的武装力量迅速强大起来，除了在城邦的战争中自卫之外，同时也是镇压内部异端，掠夺民众财富的武装，最终变成专门以军事为职业的军队。
在城邦之间的贸易过程中，两项使后世受惠甚多的制度成型并固定下来：货币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种制度，很可能通过贸易的过程而自发演化，并最终成型稳定。法律制度主要是基于习俗形成的希腊商法，而不是基于指令经济形成的罗马法。商人之间调解争端的制度，大多倚赖于长期交易和不断博弈所形成的惯例。而成文的法律，则多是由统治者制订并对其相对有利的指令。直到罗马人成为地中海霸主之后，用于界定罗马人之间权利的罗马法的范围得到扩展，外乡人同样适用这一法律时，商法才和罗马法互相渗透。另一项更重要的发明是货币制度，按照希克斯的看法，货币先铸币而生^7。尽管货币制度和国家制度密切相关。但货币并不是作为国家的一种创造物而产生。国家只不过是利用其强力，将这一习俗、惯例独断并强化而已。商人也自行铸币^8，但拥有大量财富为后盾的国王，所制造出来的铸币无疑更受欢迎，一旦国王发现铸币产生的利益^9，那么货币便会被强制使用下去，这是货币制度的形成。^10 当货币制度被发明出来后，手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一直存在一种诱惑，就是政府通过大量发行货币，造成货币实际购买力下降，这实际上，是一种隐含的税收。要使货币有效运作，市场便必须有一个可信的机制，来防止政府大量发行货币，造成货币贬值。在希腊—罗马时代，纸还只是蒲纸，不可能用来做纸币，主要货币是铸币，而金属的开采在技术和资源发掘手段方面有限制，再加上提炼周期等因素，均防止了政府滥发货币。但这却很难防止政府降低金属货币的成色，采用滥竽充数的方法，用低劣货币来代替成色良好的货币，于是，当政府忍受不住诱惑而大量以次充好时，便导致市场上低劣货币充斥[^11]，最终是老百姓对政府货币信心的丧失，转而接受民间的私人铸币。所以，实际上，是民间私人铸币传统的存在造成的竞争，才真正限制了政府大量发行劣币。
比起现代政府所具有的技巧复杂而又隐蔽狡猾的进行劫掠财富的各种办法，希腊—罗马时代的政府，只能依靠暴力征税或者借债来解决问题财政赤字问题。可征收的税种，包括贸易税、土地税、人头税、财产税等。由于希腊—罗马的贸易范围极为广阔，从而，征收贸易税的成本很高，同时，稽查富人财产也需要很大成本，因此，税收主要落在农奴及农民头上，即是征收的土地税和人头税。^12 当君主入不敷出时，要么便提高税率或增加税种，要么便举债。高税率进一步提高了逃税的机率，而剩下逃跑不了的农民，便必须去负担更为高昂的税收。^13 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税率的提高，是一个很可能会导致执政党下台的危险举动，而遵循一定规则和合约而同意的自愿纳税，则是一种在长期上，对于双方来说，均是愿意遵守的契约机制。但在希腊—罗马时代，对于税率的反映，常直接的表现为暴力反抗。[^14] 如果短期内政府入不敷出，一时又不能强行征取到更多税收，在一个受天气影响明显的农业社会，借债或许是度过财政危机的一个办法。但如果政府不能量入而出，重新恢复平衡的话，借债只是延缓了危机的发生。^15
在希腊—罗马时代，百姓之间的借债，比君主向百姓借债更为普遍。^16 百姓借款以人身为担保，一旦无法偿还，便成为奴隶。梭伦以前，雅典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贫民及其妻女都是佃农。如果交不起地租，便要被捕，成为奴隶。[^17] 梭伦进行了改革，禁止了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同时，取消了各种债务。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家的行动。一些预先知道消息的人便提早大量举债，而后按照法律不予偿还，成为富翁。同时，由于提高了借贷的条件，有些真正需要借钱度过难关的，也得不到头寸可以解决燃眉之急。^18 这种改革带来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虽然本地希腊人成为奴隶的数量减少，但却使更多外邦人沦为奴隶。在希腊—罗马时代，奴隶被普遍使用，奴隶被看成一项物品在奴隶市场上交易。如同一个现代工商业主在考虑一架机器时，除了考虑其价格之外，还必须考虑其可能寿命、折旧值、以及维修费用等一样，在奴隶的产出和寿命之间，奴隶主也会尽量选择使其产出和价值折现之后最大化的方案。而这和奴隶的劳动强度及食物、健康条件密切相关。考虑到需求量一定的情况下，价格与供给量成反比，如果市场上奴隶价格高，那么，相应奴隶主便会给予奴隶更好的食物及健康待遇。当梭伦废除了债务奴隶之后，本土奴隶来源下降，这时如果不从外邦劫掠奴隶，那么奴隶的生活质量慢慢会提高。甚至长远上说，会被重新释放成为自由民。[^19] 但是，如果可以通过劫掠的方式，去其他国家劫掠自由民，强迫其成为奴隶的话，情况便完全不同了，当奴隶短缺导致价格提高，那么，便有更大的激励发动战争，侵略其他地方，将那里的人民劫掠为奴隶。在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以及罗马帝国急速扩展过程中，大量其他国家的自由民，都沦落为奴隶，大量的供给使奴隶的价格变低，这更进一步导致奴隶生存条件的恶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帝国急速的扩展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的奴隶起义，比如著名的斯巴达克斯起义。从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可以看到，在经济上废除奴隶贸易，要比在政治上呼吁废除奴隶制度的道德举动，更为关键。[^20]
回顾时间长河，人类崛起于苍茫之间，从直立、制造工具和双足行走以来，数百万年间，通过群体的合作，不断积累使用工具的经验，使人类远远超越其他物种，甚至足以对抗大自然无常的暴风雨，在固定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这些年月，人类茫茫无知，从公元前六千多年第一波城市文明兴起之后，到公元前数百年间，人类诸种制度逐渐成型，基于各自的气候和地貌约束，一些东方古国逐渐演变成统一的大帝国，而希腊—罗马则演化出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城邦形式，并发展出和这一形式相联系的贸易、货币、法律、国家、战争、武力、税收、借债、奴隶等相关制度和组织，成为此后各种演变的雏形。对于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组织、制度，也产生了对其进行反思的哲学。这种状况，在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兴起之后，便被改变。
[^3]: 假定存在交易成本，也只是改变经济均衡点的位置，而不改变经济达到均衡的性质。考虑到 干中学 这种经验累积所导致的分工专业化，有可能使收益递增而经济不再收敛。但从这一时期的技术积累来看，这一点看起来并不足以成为一个主要的影响力量使经济脱离均衡的可能。
[^4]: 最初中心城市的兴起，可能只是一种聚点均衡——基于双方某种共识的偶然性均衡而已。但当这种聚点均衡通过长时间博弈而成为参加交易者的默会信息时，那么，市场的地点便固定下来，在这个地点上参加交易的人数也相应日增。于是，以外部的贸易为背景的中心城市位置逐渐形成。所以城邦和城市之间的界线有时并不分明，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城邦，便是 将城市与内陆、城镇与乡下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而言 。
[^11]: 格雷夫关于 劣币驱逐良币 的理论。
[^14]: 这一点，无论中外，都是一致的，即所谓 苛政猛与虎 是也。一个百姓无法参与关于税收议价的社会，是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如果无法制止政府滥用财富，那么，长期下，最先受损害的必然是弱势群体，而暴力抗税也将成为一种必然结局，如果这个过程不能回到谈判桌而达成和平协议，那么，暴乱也是一种非常可能的结局。
[^17]: 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在以农业为主要社会形态的社会中，都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农民的生计问题。而一旦豪强通过手段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农民便真正成为无产者，这种状况，只有在农民能够被转化为工人并获得一些其他资产才能得到部分代替，所以历代，总以 耕者有其田 为口号。在一个土地完全国有化的国家，所谓买房只是签订一个70年租约的话，那么，无论是否居者有其房，实际上，所有人，包括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看成是土地拥有者的永世佃农。
[^19]: 参考1977年，巴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分析》：
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奴隶主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全部产出。但是奴隶是一种也可以参考附录《产权》。主动的财产 full-fledged property，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劳动努力的供给。奴隶主要在强制条件下调度奴隶的体力和劳动努力，即使支付极其高昂的监控 supervision 和管制 policing 成本，也不能尽如其意。为了节约奴隶制的费用，一部分奴隶主会善待奴隶，甚至如日后美国解放黑奴一样，而且实行定额制 quota，允许奴隶在超额后拥有‘自己的’私产，以致一些能干的奴隶积累了财富，直到最后买下了他（她）自己，成为自由民。
[^20]: 关于这一点的推论及逻辑，同样适用于一个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涌入的情形，由于市场联结了所有人之间的博弈，当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市场时，如果在技能上没有本质性差别，那么，最终必然会降低整体的工资水平。而如果城市里面的工人，能够及早在技术、知识、技能上做投资，可以从事更加复杂的工作，而农民只能从事家政、初级建筑等不需要复杂技能的体力活的话，那么，农民和工人，会成为两个不同收入阶层。从长远来说，农村人口的供应量取决于生育率。解决城市中的贫民的生活困境的途径，除了从供应量方面考虑的话，那么，便应该尽量的进行更加复杂的分工专业化，给予培训机会，在工作上学习技能，然后尽量使技能多样化，而避免同质化的竞争。如果通过收取设置各种关卡，比如 暂住证 或者户口等制度，来保护少部分人，只能进一步增加进入成本，导致另一部分人口的生存更加恶劣而已，更为可恶的后果是，剥夺了他们辛苦积累起来的仅有的一点金钱，这些金钱本来可以让他们用来投资学习改善生活条件，而被剥夺后，只会令他们的子女生活状况更加恶化。
城邦并非希腊所特有。^1 但以城邦为政治组织形式却是在迈锡尼时代之后，在爱琴海，经希腊人之手而渐臻成熟的，最终，这种形式成为了整个地中海区乃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标准政治组织形式。在城邦开始其 天然合法性 很久之后，才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关于城邦的政治理论的理解和产生。这也是西方陆续对人们所习见的生活组织方式反思的开始。^2
与希腊哲学中的其他学派比较，苏格拉底所开创的哲学更关注伦理问题和关于人们的社会关系问题，从而更具备政治哲学性质。^3 苏格拉底并没有著作流传下来，他的言行和学说，散见于他的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中。他追问的主要问题包括 什么是虔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正义？ 等，这些问题，均以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为背景，属于入世的问题而不是出世的问题。而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正当的生活方式？ 追问的则是社会秩序背后的规范性和合法性问题。苏格拉底的学说，沿两个脉络得到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三十僭主以政治独裁的形式实践了他的教育。另一方面，柏拉图则在理论上阐发了他的政治见解。^4 三十僭主，作为治理城邦的政治事务者，遵循了苏格拉底的思路，将城邦默作为一个预设前提，并以此处理相关的事务。柏拉图则不同，柏拉图关于城邦的哲学，乃是试图超越现实的城邦而成为一种关于城邦的抽象理念。
在柏拉图的论证中，秩序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基准。城邦的正义来源存在于城邦的秩序之中。^5 柏拉图所讨论的善和美，乃是通过秩序所展开的形式而被洞见，存在于抽象的秩序，而不在于个体的人中^6。关于城邦的哲学和理念，则超越了现实的城邦本身，成为一种建构性的一切城邦的理想主义哲学，并反过来，以 理想城邦 作为 现实城邦 的隐含参照体系^7，从而评判现实城邦的优劣。^8 如果这种理论建构纯粹停留于理念的话，那么结果可能还好一些，但是，从《国家篇》到《法律篇》，柏拉图不但讨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基点是怎么样，统治者该如何被教育，还跨越了实然和应然的桥梁，讨论了如何在克里特岛中建立一个国家，并通过实施法律和对平民进行所谓德性教育的普遍灌输，来构建社会。《国家篇》中，他指出，民众的欲望被指出必须加以抑制；《法律篇》中，更进一步的，柏拉图认为，欲望必须被重新改造。但是，柏拉图没有指出，如果教育失效时，该怎么办？或者说，与现行秩序不一致的时候，必须采用何种手段？考虑到20世纪的诸种实际情况下，只能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看起来更像一种军国主义的训导。[^9]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不同于柏拉图。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10 开篇写道：
人，按其本性，乃是政治动物
时，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他老师这种神圣的疯狂，而完全立足于现实城邦之上。^11 亚里士多德并不主张重新构建一个现实中从不存在的理想国，而是试图基于对各国政制形态进行比较。他比较了150多个希腊城邦的制度，写成了《政治学》及《雅典政制》，他追问的问题是
一般的国家在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好政体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区分出来三种好政府（君主、贵族、立宪）和三种坏政府（僭主、寡头、民主）。^12 这种区分，在日后欧洲各个独立王国兴起，以及平民力量逐渐壮大之后，成为日后各种国家政治制度的思想渊源。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种关于城邦及政体不同的看法，或多或少显现了他们哲学之间的区别。但是，希腊哲学中关于政治制度的反思，关于城邦如何可能的讨论和政治试验，在罗马帝国崛起之后便结束了。柏拉图的思想，在犹太教的希腊化时期由于遭遇犹太教思想而得以被融合，但希腊哲学中其他关于各种问题的好奇和探询精神，却在战乱中沉寂，甚至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则需要等待千年之后，到12世纪之后，才时空交错的重新遭遇基督教思想。^13
[^9]: 很反讽的是，基于某种所谓德性的教育，却很容易导致极权主义的统治，所以，对于各种 以德治国 或者注重 数荣数耻 的德性教育，有必要对其背后极权主义用心保持警惕。
在农业文明的定居生活中，人们的活动及历史，深受地貌和气候影响。所处区域的不同地貌和气候，成为这些地方陆续演化的基本约束。尽管大自然变化无常，但地貌的演化，却相对缓慢。
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条件，讨论人类利用这些基本环境所创造的东西——农业、畜牧业、食物、居所、衣物、通讯、工业等，人类无尽无休的演出戏剧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故事的线索并说明了故事的性质，演员可以变换，但布景却完全相同。^1
地理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到最缓慢的结构性的真实事物，并且帮助人们根据最长时段的流逝路线来展望未来。^2
可以说，正是由于身处同一片土地，缓慢变化的场景，延续了人们的记忆，使人们具备延续性的历史感。[^3]
不同的气候、地理产生出不同的文明。古代文明多伴河而生（中国、印度、苏美尔、亚述、巴比伦、埃及），此外，还有地中海的海生文明（非尼基、希腊、罗马、北欧及部分埃及），阿拉伯的沙漠文明，新西兰的毛利文明，北极爱斯基摩人的雪屋文明等等。[^4] 不断循环的大气，除了与地表互相作用，形成诸如海洋、沙漠、雪原等不同面貌外，还为农业社会带来至关重要的降雨。^5 这种影响的例子到处可见，比如在印度形成了两部分不同的印度：一个具备大量瀑布和湖泊的湿润的印度和一个由印度河—恒河平原构成的干燥的印度，这两种不同的地貌，成为印度史的背景舞台。
在中国历史上，气候同样影响历史演变。黄仁宇指出，15英寸等雨线 与中国的国防线——长城的防线大致符合，天气的作用，促成了游牧和农业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区分，^6 在大历史的范围看，游牧民族的间歇性侵入，引起了农业文明历朝以来，外患与内政之间的连环问题：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意指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外族发生关系，其他外族崛起或强大，可能导致某甲外族灭亡或衰微，唐室中国必然受到它的兴亡强弱的影响，或是利用这种机缘，或是受到它的祸害。^7
而在文学上，这种区别便引发了塞内及塞外这种区分，进一步分出塞外诗歌和宫廷诗歌的不同流派。对于长城以内的中国王朝来说，周而复始的干旱和洪水，则始终困扰王朝的统治，气候直接影响农业收成，促使历朝灾民暴乱，而治水则成为农业社会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8] 气候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作用于农业。地理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交通，影响人类的活动。但当这两者的影响，以一种背景形式，渗入关于历史和社会的阐释之后，这种影响，便被保存在观念和文化的符号中而被延续。典型的，比如中国、希腊—罗马在国家的地理观念上的不同，实际上隐含的反映了他们地貌上的不同这一例子。
中国的历史，发源于夏、商、周。夏人自西而东，商人自东而西，周人复自西而东。商人五迁，不出山东、河南，商最后250年定居于河南商丘旁，器具如青铜、甲骨，以农业为主。后百余年，周兴起于渭水之间，逐鹿于中原之上，此时之活动范围，以山东、河南、山西为主，旁及河北、陕西。东周后，长江以下，楚、吴、越等国家，活动范围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才开始进入中国历史的视野。再经历春秋、战国，而及秦、汉。^9 秦灭六国，分三十六郡，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0
汉承秦制，重农抑商，一尊儒术，成为此后之分分合合的源头，也了结了先前群雄逐鹿的历史。
从此之后，自帝国首都辐射而出的驿道，将本来为山川阻隔的地域连成一个广阔的大地，历史便在这广阔大地上展开^11，倚山丘要津为天险，以中原为必争之地。而每逢时局动荡之际，便出现倚天险为靠，疆域割据的局面，无论此前的六国争雄，此后的三国争霸，还是晋分东西，宋分南北，皆倚地理而成。这种在大地上竞争，以首都、城市为战争目标，以天险为屏障的传统，使中国人关于国家的观念，隐含的以海为边界的大地为基础。对此，顾颉刚的说法是：
春秋以前，所谓华夏文明，局限于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一带，此谓之
中国。此外，则谓之蛮。此时之世界观念，以海为界，故有海内及四海之称。《诗·商颂》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立政》篇云，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皆可证商周人以海为边界。^12
这种以陆地为世界的观念，使海外在概念中，成为异端、隐者以及复辟人士的避难所及流放地。^13
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罗马帝国崛起的地方，乃是地中海^14 以及包围它的不可分割的陆地世界^15。地中海，是一个局促在陆地之间的海。除了一系列密集的山和平原、半岛之外，便是连结着这些小岛的海域。半岛和海，构成地中海的主要活动场景。^16 它的一个侧面是北欧，另三个侧面是沙漠，从广义的撒哈拉（包括阿拉伯和伊朗），一直延伸到中国北部^17。地中海有五个大半岛，包括意大利、巴尔干、小亚细亚、北非和伊比利亚，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岛屿。这种地理状况，使这些小岛成为一个地理缓冲带，有时如鲁宾逊一样长久与世隔绝，有时则因为偶然的机会，与外界往来，或成为海上航行的长久中间站，或又再次陷入沉寂，完全依赖运气而定。^18 希腊-罗马兴起的真正地方，是地中海五个半岛。这五个半岛，实际上相当辽阔而可以看成是大陆。半岛之上，是众多的山脉、少量的丘陵和若干广阔的平原。在地貌上，山区和平原的区别最为显著。平原是城市得以兴起的地方，城市必须构筑在平原上，而不在山间。正如知识乃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一样，^19 文明本质上是城市和低地平原的产物。城市聚集了大量人群，为市场半径扩大及人员聚集提供了条件，进而基于市场自发交易，分工交换得以进行，最终带来大量的物质剩余。布罗代尔以为
剩余产品的花销，或者说挥霍，始终是各文明中出现奢侈和某种形式的艺术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所以文明，反映了一种财富的再分配。^20
但在地中海，最早的生活而且最稳定的生活，却不是平原的生活，而是山的生活。山，才是历史真正的开始。
小平原或许可能容易成为繁荣的地方，但大平原，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进行整治时，却只是死水壅积、疾病流行的世界。山区的雨水，除了入海，便积聚于平原。冬天加上雨季，便是洪水。不干净的水，使细菌和热病流行。低地积水的地方意味着死亡，同洼地的斗争成为地中海乡村的特有背景，疟疾则成为 地中海病理学的典型画面 。要改变这一面貌，必须依赖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建立，对积水的疏导以及新鲜活水的引入。与美国西进^21 不同的是，地中海的土地拓展，是一种典型的富人冒险活动。因为只有富人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进行大型水利的修筑。新开垦的土地，也是富人天然所有。平原是富人的天下。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制度，乃至司法工具，正是与这种地貌伴生而在平原上发展。
但山却以其天然的阻隔，独立于这种拓展之外。山与平原比较，无论植物还是动物，都天然的具备更多资源。但山地最大的问题是，资源无法积累，分工无法进行，文明无法展开。因为泥土会随着雨水被冲下山坡，必须把泥土运回山顶，再用石头挡住，在某些不能使用牲畜而只能单靠人力的地方，这项劳动是一个艰巨而无止境的过程。一旦劳动停止，一切又重新开始，[^22] 但山有另外一个优势，便是其天然壁垒使山区构成一种独立于外部尘嚣之外的自足世界，为各种异端及文明的敌人，提供了一个自由人的藏身之所。文明所强加于人之一切束缚，在山区上不再存在。巫师、巫术、黑弥撒、魔法、各种西方文化中非正统的古老文化，均潜藏在山区之中。在地中海，海路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平原是城市崛起的地方，而山区则成为逃避文明的真正避难所。^23
这种地理上的差别进一步表现在政治制度上，比如帝国与城邦的区别。中国从来只有帝国观念，没有城邦概念，更没有城邦自治的想法。而城邦则是希腊—罗马的天然观念。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希腊—罗马城邦的地貌，便可理解城邦观念是如何与地中海密切相关的。^24 作为交通通道的水路，天然的阻隔了陆地间的联系，跨越海洋的战争，代价更高而取胜的几率更低。^25 从而，保持对手的独立和尊严的和平贸易，其受动辄试图全面征服的战争干扰的频率相对要低一些。^26 正是这种天然的地理条件，使城邦获得了 天然的合法权利。这正是希克斯所说的：
欧洲文明经历了一个城邦阶段，这一事实是欧洲历史和亚洲历史迥异的重要关键，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是地理方面的，欧洲城邦是地中海的恩赐，在技术条件方面，地中海已卓然成为连接生产力颇不相同的各国的一条通道。[^27] 另外的许多孤立岛屿、海峡和溪谷则便于防御，因此城邦易于形成。希腊是城邦的典型代表例子，但实际上城邦在地中海一带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腓尼基人的城邦，伊特拉斯坎人的城邦。
希克斯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把典型的城邦看成是一个贸易实体，那是完全正确的，城邦作为存在于西方历史上因而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一种组织形式乃是一种重要和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形式。 ^28
从长远上说，中国重农抑商的思想因素，和欧洲重商主义以及后来兴起的联邦主义，都可以在地理的初始条件上找到其渊源。这些不同的要素，随着时间积累演化，慢慢渗透进各种制度和观念之中，当近代，亚洲文明和欧洲文明发生碰撞、不同的观念和制度起冲突时，这种冲突背后的默会因素，却因为很少被意识到而需要重新进行揭示。
[^3]: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4]: 气候和地理作为初始条件，对于文明的作用，从 城邦 的概念，先见于腓尼基(Phoenicia)，而后成熟于希腊，却不能为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所发展，可见一斑。
[^8]: 荒政 是人治对抗天灾的制度。考虑到这种对抗努力实际上是绵延数千年而来，而人类也累积了相当长的经验，以 三年灾害 为名，推脱背后制度崩溃和人为祸害，导致万万生灵涂炭，实在不可饶恕。参见本书附录E《关于荒政的考察》。
[^22]: 希腊神话中 西西福斯 的景况，便是对此最清晰而精彩的描述。同时，当这个神话用一种让身处地中海人们所能理解的词语来描述一种苦难的景况时，词语和文化本身则反过来反映了地理特征。
[^27]: 游戏《大航海》为 条条大路通罗马 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解。
现今的考古学，综合了各种科技进展的成果，为人类的起源提供了一个谱系假说。其变化路径，是从南方古猿逐渐直立，活动范围从森林扩散到热带草原，懂得利用少量原始石块作为工具，最终出走非洲，进入亚洲^1。在石器发明后的约100万年间，再无任何变化，能与人类直立、制造工具及双足行走这三者相比，影响更为深远。
年代稍微晚近^2 的原人化石，比之前的其他时代更为常见，这意味着人类在大地上陆续扩张。约30万到20万年前的石器工具，已经可以确定是有目的的被打磨出来。说明人类此时的进化中，大脑已经能够在工具被制造出来之前，进行预先想像，并有目的的制造工具。从气候上看，地球北极的冰盖约每10万年扩张并收缩一次，地球气候则随之震荡，从进化论观点看，那些随气候变化而迁徙的原人更可能生存下来，由于这个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所以很难再确认早期原人对气候的适应能力。但从化石的分布看，直到旧石器年代，人类并未真正定居，而是四处漂泊。
欧洲古代的居民，以约20万—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为多。1997年，根据对线粒体 DNA 的分析，尼安德特人是另外一个人类分支，与现存人类的祖先无关。但这一人种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倾向于埋葬死者。从尼安德特人的坟墓看，骸骨没有随葬品，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的物质缺乏，也可能意味他们不具有宗教意识。而在伊拉克沙尼达洞穴中发现的一个老年残疾人的骸骨，意味着一种群体性的 社会关怀 在古远之先便已存在，因为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基于当时的物质条件，这个残疾人实在很难生存到老年^3。尼安德特人的大规模出现，意味着人类远在基于本能谋生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组织行为[^4]。但现存的化石只提供了极少的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信息，也没有显示他们具备非常明显的符号能力。尼安德特人大约在4万 — 2.7万年前灭绝，这或许与从非洲迁移过来的智人中的一支，克罗马努人的入侵有关。这两个人种的化石显示，它们的脑容量没有太大差异，但在已有3万年历史遗址中发现的克罗马努人，具备远比尼安德特人更多的符号行为，比如对工具的装饰、雕刻、绘画、精心埋葬死者等。这大约是最近一次冰川期再次开始的时候，即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在这一时期，人类也逐渐从漂泊转到定居生活。
这种转变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开始与某些固定地点密切相关：旧石器时代最先获得定居的是死者，他们定居于坟墓，成为生者于茫茫旷野徘徊呼告时，所围绕的标志性位置。水源、高地、河流沿岸这些相对安全而又物产丰富的地方，则是定居的首选。岩洞成为主要的储备仓库。随着在某些地点的长时间生活，人类也逐渐丰富对身边植物生长周期的理解，并进而利用这些自然周期，播种并获得食物。沿着这个方向，村落、村庄渐次出现，人类群体最终定居了下来。于是，旧石器时代采集果实为生的伊甸园生活，便转变成为新石器时代自行播种生产食物的农居生活。[^5]
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不同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工具的不同。首先是大量磨制工具的出现^6。这些工具的出现对人类组织生活和制度的影响，波及以下三个方面：
石器工具的发展，使狩猎成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进一步的，狩猎使人类的身体控制技能得到提高和发展，而蛋白质的摄入对人类的体质也有所改善。^9 随着群体人口总数和单位面积内的人口密度逐渐增加，可以推论，假设天然环境不变及其他技术条件不变，那么人均所能得到的食物，无论是可采集得到的植物，还是狩猎得到的动物，数量都将逐步下降而带来饥荒^10。但可观察到的结果是，人类沿着采集果实和狩猎食物这两各方向，分别演进，并形成专业化，这最终形成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性大分流。即是游牧（流动）和农业（定居）的分流。对应于这种分流，可以观察到的是，相对于早期更多依赖于运动和肌肉力量的武器，这一时期突出表现为大量器皿的产生，诸如瓶、罐、瓮、桶、钵、箱、水池、谷仓和住房等器物和技术陆续被发明，^11 这种社会分工一直持续到约一万年前，畜牧和种植的出现。随后，铜器、铁器大量应用，带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12 伴随社会整体生活从狩猎向农业过渡^13，器具加工工艺渐次改良，大量物质剩余及积累，各种分配财富的制度和组织的雏形陆续出现，并在以后的日子中不断演化并日趋复杂。
在经已定居的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在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方面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文明的兴起。在公元前六千年前后，沿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等大河流域，近东六大古代城市文明出现，这是人类第一波值得记忆的关于城市的故事^14。灌溉技术及大规模水利工程集约化农业的成功，使远远超越以前所能得到的数目巨大的物质被生产出来，这真正导致了文明的诞生^15。同一块土地上，由于能够容纳更大密度的人口，城市出现了，同时，并非偶然的，作为制度之一的王权也随之出现[^16]。城市集结了人类在物质方面的成就，也获得符号和意义上象征。一方面，城市以神庙和宫殿，集结了神权意义上的一切功能，另一方面，则以其大规模的建筑成就，显示了王权独裁制度下，独裁者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除了表现在大规模水利工程之外，也表现在那些前人留下来的令人惊叹的各种宏伟建筑，比如金字塔、巨石阵、复活节岛的雕像等^17。这些建筑，无论设计还是施工，均充分显现了工程师式的创造力，以及令人惊叹的大规模动员民众的集权组织动员能力。城市的出现，使人类的战争史，从此与城市相始终。[^18]
城市的兴起和物资的丰富，也进一步带动了对各种知识的需求和复杂精致制度的出现，这些古老的文明，大致上社会层面均表现出灌溉型农业、集权政治、分层的社会制度，中央集权的王国，以及军队、税务官、警察、僧侣等各种职业，精致宏伟的建筑，侧重实用的知识结构等类似特征。文化知识上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书写、算术、天文学等。[^19] 从公元6千年前到2千年前间，在这些古老文明中，人类社会的诸种基础制度，比如社会组织之中的婚姻、母/父系部落、氏族、阶级、财产、交易，宗教之中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偶像崇拜、鬼魂、祖先崇拜乃至魔术、禁忌、占卜等，艺术中之人体彩绘、唱歌、跳舞、音乐等，均已出现并不断日趋精致。^20 社会的诸种复杂制度由此成型，并为人们所习以为常^21。这些古老文明，各自分布在地球广阔的土地上，（比如新、旧大陆），因各自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以及开始时的不同条件，在漫长的世代中，衍生出各自多姿多彩而又丰富有趣的世界。^22 并不断因应于自身的机缘而演化，直到近代以来，近代科学技术在欧洲兴起，^23 现代化力量席卷全球，其后代才被卷入这一潮流，而不得不一起来面对全球化的问题为止。
[^4]: 肯•宾莫尔（Binmore）对霍布斯 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野蛮争夺 的批评：
这与人类行为有什么关系呢？远在我们成为可辩识的人之前，我们已经是社会动物。[^5]: 整体社会形态及组织方式，从采集果实到播种收获的转变，与技术 art 发展及社会分工相契合。可以推想的是，当人类赤裸裸的来到地球，倚靠肢体作为获得食物的工具而延续生命时，收集食物的手艺，和对身边动植物的了解，决定了生命能否存续。对动植物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的传播，更多依赖于动作上的模仿，而不是语言上的抽象表达。这意味着作为技术的零星手艺，必然在对手艺的系统整理（技术）之先，也必然在成文传播的抽象知识（科学）之先。正是身教言传的模仿，和工具的不断使用，同时依赖于群体生活的互助，才使肉体上相对于其他天然物种更加脆弱的人类，得以延续并发展成为今天的面貌。可以说，人类的进化史，在人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开始，便直接倚赖于技术的发展。
[^16]: 在中国的历史故事中，关于大规模水利工程和王权制度兴起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禹的父亲鳏治水失败，跳进河中，变成一条鱼。禹非常勤奋的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他采用与鳏完全不同的治水方式，用疏导而不是堵截，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个故事的后续事件，便是大禹获得了高度的权力，并将这种权力让渡给了他的儿子，从而结束了传统
禅让的制度，开始了一个王朝权力在亲属间保留的新的权力制度体系。[^18]: 战争中，对城市的征服，不但意味着对城市富饶物质的劫掠，也意味着文化意义上具有标志性的征服。这种征服充分具备意识形态意味。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战争才成为不同于动物世界斗争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战争。意识形态的差异，正如柏拉图在《法律篇》所说的，
每座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处于自然的战争状态。[^19]: 这些知识主要是基于纯实际应用的需要而起，书写为了记账，几何学为了丈量土地，天文学为了观测时间，金丹术则产生于青铜和铁的冶金学。这意味着应用科学的出现，必然早于纯粹的抽象科学。对于有用知识的追求，必然早于对不切适用知识的追求。此时社会并未完全分工出一些纯粹依赖传授知识为生的职业。所学习的知识，为了应用而学习的目的非常强，比如苏美尔人在泥版上不断重复的演算算术,主要是为了计算的精熟，而非对创造力的强调。同时, 知识属于整体所有，而非私人所有。
历史从何而起，已不可知晓。每个人心中的历史，实际是一种延续的记忆。
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1
个体生命历时短暂，但文化符号和文明创造却超越肉身，延续了人类的历时。人类从何由来？生命起源何处？宇宙的边界在哪里？这些问题，超越人短暂一生所能经历，由于人类好奇心和知识的代代相传，得到不断的见解。
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以为，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文字的晚出现使得历史记载的年代总是太晚。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也就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之中，只有凭借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连翩而起了。^2
在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 Sumerian 的神话中，世界乃是创生在水中。[^3] 这成为日后《旧约》中上帝创世的原型：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在六天的时间里，神创造了日夜、空气、植物、动物，以及按照他的影子创造了人。^4
而后，神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分出男女。这是《旧约》圣经对人类由来的解释。^5
关于上帝创世的具体时间，早期的基督教教父、圣经学者，[^6] 大多主张应该采用比较宽广的寓意解经法，而不具体确定上帝创世的日子。奥古斯丁认为^7，上帝不是 先 于时间，因为 先 仍是一个时间范畴，上帝必须超越时间，在时间长河之 外 。因为，上帝必须是永恒的，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分，这才可以体现三位一体中，作为 逻各斯（logos） 的 道 不随时间流变的永恒性，由此，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体系中，上帝创世的确切时间，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问题。^8 后来，当基督教义从口述变成文本，从经典变成教条之后，神话中富于想像力的创意，演化成教条式的释经学。1642年，剑桥学者约翰·莱富 John Lightfoot 断定宇宙创始日为公元前3928年的9月17日。数年后，爱尔兰大主教 Anglican Archibishop of Armagh and Primate of All Ireland 詹姆士·额西尔 James Ussher 将此日更正为公元前4004年的10月22日。[^9] 他们的食古不化，被当成光耀神恩。随后，《圣经》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正式采用了詹姆士·额西尔的说法，并通行于此后约150年内。直至1905年约翰·史脱特 John Strutt 通过物理学的方式，确定岩石最少历经了20亿年的物理时间之后，此说才不再流行。
印度典籍学说繁杂，佛教重轮回而无创世之说。佛教之前的婆罗门教认为：有史之初，多神混杂，^10
民间礼普霜（日神）、第亚（天神），如因陀罗（雷雨神）、华塔（风神）、如须摩（月神）^11、阿耆尼（火神），此外，有祖先神，如阎摩是，盖皆感于自然之象，起禳灾祈福之心。^12
而后有吠陀[^13]。吠陀的起源是祭祀仪式，对祭祀程序及仪式的控制是婆罗门阶层特权之一。祭祀的重要性，被解释为：
诸神不死乃由力行祭祀苦行而得者。
而人兽之得不死，亦同赖祭祀。如
我昔饮须摩味（祭祀所用之草汁）故成不死，得入光天识见诸天。^14
祭祀时，用术驱鬼必用咒语，祭祀求天须赖歌曲，《吠陀书》便是记述咒文和祭词的书籍，那些通晓《吠陀书》的知识分子，便获得与神沟通的能力^15。此后演化出《森林书》（Aranyaka）和《奥义书》。[^16] 到公元700年时，商羯罗 ZaGkara 注释《奥义书》，发挥出世间如幻说，从而以印度教打通佛教。就印度宗教的思想脉络看，吠陀重诸天而兴歌颂，梵书重祭祀而尊僧徒，《奥义书》轻诸天而崇吠陀，以大智能打通生死轮回，为此后种种印度哲学的开端和渊源。这种学说以为业报之起，悉由无明，故修道之关键，在于以智能断业力而求解脱。[^17] 大致可以说，以《奥义书》为开始的诸种印度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在于以智慧求解脱，至于外在大千世界、山河大地，是真是幻，可以不加推求。而后来的佛教，也同样以解脱问题作为教义核心，所以印度教和佛教在关于世界及人类的起源，并不太留意，也无产生特别有创意的观点。比较古老的观点是记载在《摩奴法典》中的说法，即是以为世界为梵天所创^18。梵天[^19] 在鸡卵中居住了一个梵天年^20 之后，将鸡卵一分为二而有天地，再由自己身体的各部位，诞生出不同种姓，而后经过四个跨度极长的时代，历尽千回万劫，直至公元前3101年，为第四时代开始。而摩奴则是人类之祖先。
中华民族的历史，因为典籍、器皿保存较多，较为可考。但比较多证据的，也不过是公元前2000余年左右而已。^21 往上，则荒诞无稽，虽然谱系齐全，人物众多，但却纯属虚构。对于这些传说的历史，顾颉刚采用一种 层累造成的古史说 加以评述：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有盘古。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22
而后，基于西周所知的禹，层累递增尧、舜、黄帝、神农、伏羲、天皇、地皇、泰皇乃至盘古，到三国吴人徐整《三五历纪》时，遂有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 的说法，成为中华民族的人类起源说。^23 顾颉刚以为，编造一个远古祖先的目的在于形成谱系，一方面将原来各不相干的各族传说的祖先神，汇集成为一个统一体系便于记忆，另一方面借此减少民族之间的摩擦，并获得政权合法性地位在教义上的承认。[^24]
相对于其他文化，希腊哲学家显得好奇心更重。无论宇宙、地球、生命、动物、人类及语言等问题，他们均有极大兴趣。但希腊哲学的思维中,强调恒古不变的规律，远甚于生生灭灭的流变。自然运转不息，周而复始，生物体却生灭变化，无迹可循，所以泰勒斯[^25] 对天文学、几何学和气象学感兴趣，但对生物现象则兴趣不大。他的学生安纳西曼德^26 则认为生物有机体的第一代乃是经由变态形成，比如昆虫是由蝶蛹变化而成，而人则是在像鱼那样的生物体内形成的并按胚胎的形式留存在其中一直到成熟，最后那生物胀裂，男人和女人才得以出现并独立生活。[^27] 希腊哲人中的百科全书学者亚里斯多德，尽管创立了博物学，也没有提供一个很具备想像力的起源说。整体上，可以说希腊哲学强调理性，而没有提供太多关于人类起源的想像。
回顾诸种宗教、文化中关于创世和人类起源的假说，各执一词，其中的聪明创意和努力令人叹服。根据现代人所具备的自然科学常识来衡量的话，《吠陀书》的说法，未免过远；基督教詹姆士·额西尔的说法，则未免太短；中国之说，乃后世层积而成，不足为考；希腊哲学稍显道理，却无创意。这种种于人类和世界起源的假说和推测，便如水中的一条聪明鱼一样，终生生活于水中而不知陆地为何物，但却在水中费尽心思探究陆地的摸样，却终不如上去亲身看一眼，来得更加清晰直接。^28
2000多年前的大哲，不如今日的蠢材。这是知识逐渐积累普及的结果，在这期间，知识本身逐渐演化，传播知识工具，承载知识的载体，也逐渐变化。^29 真正对物种起源及人类由来，提出一种强有力的生物学解释，并利用博物学证据进行充分阐释，乃是从达尔文[^30] 开始。此后的各种理论框架，除多以进化论为对话对象外，伴随科技和技术的进步，也使用了更多现代考古学成果，从而提供了更有解释力的学说。
[^3]: 公元前一七九二至一七五○年间，哈慕辣彼为了传颂他的军事和政治成就，编篡了一篇取材自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传统的创造故事：「厄鲁玛厄里市创造史诗」（Enuma Elish）。一八四九年，考古学者莱亚德（A.H. Layard）在伊拉克发现了相关的泥版，内容可以参考以下连接。
[^6]: 比如1世纪的约瑟夫（Josephus）、2世纪的爱任纽(Irenaeus)、3世纪奥利金(Origen)、4世纪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乃至5世纪的奥古斯丁（Augustine）及13世纪的阿奎那（Aquinas）等。
[^9]: 约翰·莱富及詹姆士·额西尔断定的依据，依赖于以下两个假设：
1. 《圣经》中所记载的家谱完整，连续无间断。
2. 创世纪所记载的创造天数为24小时/天，连续无间断。
[^13]: 吠陀 veda 的意思是 知识 。《吠陀书》是颂神之歌词。包括《梨俱吠陀》 (Rgveda)、《夜柔吠陀》(Yajurveda)、《沙磨吠陀》(Samaveda)等。《百道梵书》注：
黎俱，歌颂，地也。夜殊，空 （空气界） 也。娑摩，天也。人以各吠陀而战胜地空天。其中第四部《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年代稍晚，约作于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600年间。
[^16]: 《森林书》是修道者在森林冥思得到的结果，（后世沙门修道士即源于此，类似于基督教中的隐修士）认为真理需于孤独冥思中求得。《奥义书》，梵名为 UPA＋NI＋S.AD。《奥义书》为 近坐 以秘传真理之意，约成于公元前700年—公元前500年间，有两种集本：一为五十二种本，一为一百零八种本。
[^17]: 解脱是印度学说的重要核心目的，印度学说以为，依智能可以觉迷妄，因解脱而求智能，方为正道。西方哲学因知识以求知识，因真理以求真理（Knowledge for Knowledge’s sake. Truth for truth’s sake）之法，是一种智障。所以印度各宗均以智灭。而西藏密宗则保留了欢喜佛等诸种以肉体求解脱的方法。
[^19]: 梵天的意思是 出自金胎者 。
[^24]: 前一方面对应于《神谱》，后一方面对应于亚历山大帝被解释为埃及太阳神之子。藏传佛教中，存在这种类似的例子，比如藏历木羊年（1955年），毛泽东和达赖、班禅会面合影，藏民将这称为 三佛聚会 ，毛泽东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则是无量光佛的化身。
[^25]: 泰勒斯，Thales of Milet，约公元前625—公元前547年。
[^27]: E.迈尔（Ernst Mayr）的《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
[^30]: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
【伴随好公司成长】投资无必胜之道，但风险有大小之分。长期真正获利，乃是伴随好公司成长。这才是小投资者安身立命之本。长期下，股票打赢债券，这是西格尔明确指出的结论。但对于小投资者来说，时间是有价值的。烟花绚丽的时候入市买货，很容易需要付出长期套牢的时间。而如果买错货，比如盈科电讯或者银广夏，则可能血本无归。
【投资工具】笔者信奉在所有投资工具中，只有股票一途，可以长升长有，由于群众极其奇怪之心理，股票常升至极不合理之高价或低残价格，甚至不可思议之境地，故若必要时，适宜分散股票波动之其他项目是债券和地产。但笔者信奉房屋乃是安家之处，而非炒卖工具，所以，投资组合中，只有 股票-债券-现金 这种组合，别无其他。
其他各种投资工具，外汇，期货，黄金，矿业、古董、玉石、书画、农地，私人股权，衍生品种（如权证），金融合约（如银行理财产品），均非无专长之小投资者可以涉足。
基金实际上是委托他人代为购买投资组合，徒增管理成本（如支付基金销售人员对银行职员的营销费用）及投资风险（如老鼠仓），其中只有被动型指数基金尚可考虑，其他从不考虑。但ETF基金分红率甚低，可做大趋势炒卖，但耐以入息，则远不足够。
【是否全职投资】小百姓退休养老之道，在于 工作，储蓄，投资 ，工作非但为个人及家庭提供源源不绝之现金流，令投资组合可以对抗任何波动而得以安心生活，同时也是个人与社会互动，与时俱进之渠道，所以笔者极其反对放弃专业工作，单倚投资为生。
【是否使用杠杆】借钱投资，乃是风险最大来源，笔者极其反对任何负债投资之行为。房产投资动辄涉及杠杠（按揭），所以不将房产列入投资组合，原因也在于此。
【好经济环境+好公司+长时间】股市不是赌场。投资之道，在于伴随好公司成长。 好经济环境+好公司+长时间 是所有经济学及投资理论中，唯一可靠而可信，且为小投资者可实行之道。所以，学习理解公司经营之道，监察公司运行成效，了解公司估值方法，用合理价钱买入相应股权，然后耐心伴随公司成长，才是投资者需认真投入精力学习所在。
【通胀与资产配置】考虑到现代社会，各国政治体系的实际情况，通涨时候多，通缩时候少，购买力不断受到通涨侵蚀，乃是资产管理的第二大风险来源。所以，组合之中，极低比例持有现金，而长年极大比例持有资产，而同时又极重视组合所能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分红或利息），考虑到大陆国债市场多以5-7年为限，政府信用极低而无连续性，尚无法发行三十年国债及流通市场，所以，几乎是无论任何牛熊市，均全部持有股票，坐等收息，（因此从不考虑任何高市盈率而导致长期低息率者）。也即是说，笔者所理解的长期投资，并非长期持有一家公司而已，而是长期将绝大部分资产，配置在股票这个项目上面。
通涨几乎是文明社会每一政权之必然结果。因此，长期投资之中，笔者之投资策略是，极低比例持有现金，而长年极大比例持有股票资产，而同时又极重视组合所能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分红及利息），几乎是无论任何牛熊市，投资组合均极大比例甚至全部持有股票，坐等收息，这反过来，也意味着从不考虑任何非常高的市盈率，或者长期低息率不派分红的公司。
【资产配置】根据 Gary Brinson 等人1986年发表于 Financial Analysis Journal 的论文，决定基金回报表现的关键，91.5%是资产配置，4.6%是选股，而 timing，即买入或者卖出的时机，只占1.8%。
但今市场中的大部分投资者，刚好次序颠倒，既缺乏研究资产配置的知识及对经济大趋势的分析能力，又不愿意专心研*财会年报和公司经营之道，耐心伴随公司成长，反而舍本逐末，猜测几时可达1万点，又或是否下跌至3000点。但实际上，决定多少比例拿股票，多少比例拿债券/现金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所谓资产配置，就是资金在组合中的不同投资工具中的配置比例，不做任何投资的流动性现金，也被列成投资工具的一种。Gary Brinson 等人的论文发表到今天已经有20多年，这20多年中，长期投资的大型基金里面，耶鲁大学基金会的 David F. Swensen,便在在农地一项上长期配置大比重资产而跑赢所有大型基金。这一投资方法，接近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投资理念。再次用实例说明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但对于小投资者而言，这一理念及做法，但却很难为小投资者所模仿。其原因在于，大学退休基金和养老金，每月其成员均缴纳相关费用，资金源源不绝，其开支只用于支付投资运营官的薪水及其他杂项支出，在低位时，不需卖出股票，反而可以继续买入。同时，由于资金数额巨大，单一公司往往无法承受如此大的买盘，需要分散投资。大学及退休基金的董事会，首重风险保障，更加强调组合分散来降低集中于单一公司的风险。相应各种长期基金，年度排名成绩也影响甚深。因此，需要强调与众不同的投资策略，以获得跑赢同挤的成绩。这几点，均与小投资者不同。
对于小投资者来说，在牛市中，容易受市场诱惑，常过度投资，没有保留足够现金用于开支，又或者对熊市长度预期不足，在牛熊转折之后，长期熊市之时，往往也正是市面资金紧缺之时，公司盈利下降，薪水不升反降，有些同时碰上家庭成员、亲戚或者其他需要开支、借款，所保留现金不足，出现现金流缺乏问题，在股票低位时，不能买入，反而被迫卖出以应付生活开支或其他需求。不能像养老基金等长期买入，长线投资。另外，资产配置一项，类似 David F. Swensen 的投资方式，一来要精熟于农地这项投资，二来金额巨大，回报周期极长。非小投资者资金所能及。
因此，资产配置一项，对于小投资者来说，只适合 股票-债券-现金 这种组合。皆因其他投资工具实际上极其需要专业知识，非小百姓所能通晓。鉴于债券买卖对小投资者不甚便利，加之长期回报太低。因此，对于小投资者来说，投资组合之资产配置，实际上是确定 股票-定期存款-现金 之比例。
大部分小投资者，资产在10万—500万之间，在楼市上升途中，每好参与炒楼。但房产投资动辄涉及杠杠（按揭），但借钱投资，乃是风险最大来源，资本市场一旦收缩，反杠杠作用，会加速帐面资产缩水，而借款面额不易，每月需支付本金及利息费用。投资者出现破产或者负资产的可能，便来源于此。笔者极其反对任何负债投资之行为。所以不将房产列入投资组合，原因也在于此。这在上一篇已经强调，相信现在手上有几套房产按揭需逐月支出现金的投资者，就算勉强可以放租来减少支出，但若果租金少于按揭费用，便需另外支出现金，面对楼市之黯然前景，将深有感触。
而且，小投资者不需最终成绩排名，资产面值5000万，还是5500万，事实上对于家庭生活质量无甚差别。因此，小投资者之投资组合目标，不应追求最大化成绩，成为第一名的赢家，而只需成为赢家，便已经足够。因此，对于小投资者而言，需要决定的头等问题，实际上，是股票-定期存款-现金比例，以及选股问题。而市面所传授之跑赢其他基金的策略，往往需要特定条件，非小投资者所具备。
【美息、通胀与股市】对于中国来说，全球资金流动，使得资本管制成本高昂，并且，只能维持在一定时限及范围内，因此，美国的金融政策，实际上决定了中国所可能的金融政策空间。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已经极其明显的情况下，为避免国际上热钱大量涌入的情形，央行不得不继续维持稳步升值，而考虑到日本广场协议的先例，一步升值更加不可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央行同样不敢加息，以将热钱维持在中美小幅“息差+汇差”的范围中。也即是说，美国的利息，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央行可能的加息次数。从而限制了央行采用加息这样一种对付通涨的终极手段的可能。只有等到美国大幅度开始反手加息的情况下，中国才可能慢慢跟随加息，以打击通货膨胀。
由于目前的通涨，所造成的原因，实际上是前几年过度发行货币所造成，在2001-2005年间，为对付通货紧缩，央行每年的广义货币发行量，都维持在17%左右，远超过合理的GDP增长6-7%以上，最终，这些滥发的货币无论是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狂涨—股票价格重新估值，还是工人薪水、地租的提高，最终一旦形成通涨，便很难打压。因此，通涨极有可能并非如官方口径所预期的，在1年内可稳步降下来，而将是可能维持2-3年时间，甚至更长的达到5年时间内，在5-7%之间徘徊。
在这样一种通涨继续高企，利率却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很可以明显预期的是，未来2-3年内，实际负利率情况将继续持续。通涨的持续，将迫使任何卖出股票的空方，被迫将资金继续追入资产市场。而央行的手段，只有靠不断的紧缩再紧缩来限制货币的发行。但这些力量均是短期力量而非可长期持续。迟早银行体系会和企业共谋而将过剩的资金宣泄到市场中去，实际负利率将使各种资产再升，届时突破1万点指日可待。
所以，未来2-3年的股市，没有高总善文所说的上半场下半场，只有不断的资金继续涌入托高这个市场，直至一方面人民币稳步升值，拉近合理均衡汇率，另一方面，或者利息不断加高，或者大量的国有股卖给私人，加速扩容增加股票发行量，才可能彻底挤破这个泡沫。
因此，现阶段，笔者的策略仍然是，100%拿股票，不考虑任何现金或者债券，并不断用分红买入股票，继续长期持有，直至美国反手大幅度持续加息，才做下一步观察。
【放弃预测点数】投资者必须将重点转移到投资知识及方法、策略上。其前提就是，不再去预测短期后市的点数，放弃突破3,000点阻力就看4,000，击穿2,000就看1,000这种适应性思维。而下足工夫在投资策略、资产配置，公司选择乃至投资心态上，务求有一整套方案以及有足够的耐心，来准备一个意料之外的牛市或者熊市，又或者是一个极其漫长盘整市，除非明确的经济形势及指标，指示出投资的大气候已经改变，或者说，已经有明确的趋势形成，而必须改变投资策略及组合。
【长期投资持股不动】自从2007年初调整资产组合以来至今，无论牛市转向熊市，甚至负面消息不断，股价急速下跌，一泻千里，笔者对待手上的股票，是一股都不卖，从不理会面值缩水，就算面值已经从高点跌去66%以上，也自巍然不动，也不影响情绪。对于资产组合，只根据实际家庭收入情况，稍有积余，便不断买入，所着眼者，便是手上公司的股权数目是否不断增加，所投资公司盈利业绩是否不断增长，分红是否逐年继续增加。而所重点监察，便是公司的经营之道，是否合适稳健，而非其每日股价之变化，因为后者实际上，显示的是市场对公司的看法，而非公司真实之状况。
【小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在小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
工作，储蓄，投资 ，工作非但为个人及家庭提供源源不绝之现金流，令投资组合可以对抗任何波动而得以安心生活，同时也是个人与社会互动，与时俱进之渠道，所以笔者极其反对放弃专业工作，单倚投资为生。除非投资组合中之可预算分红派息收入，已经远超越工薪所得甚多。每年坐等派息，已经可满足家庭开支需要。才可安心退休。因此，笔者之投资组合，极其强调分红派息收入。假设工薪收入及支出不变，公司业绩增长，带来分红增加，转手买入公司股票股权，长期积累，便能加快发挥复式效应。这正是西格尔教授在《投资者的未来》中所强调的，分红是熊市的保护器，牛市的加速器。
【关注经济环境】如果投资是长期持有，那么，为什么要去分析经济环境大气候呢？其关键在于，投资一样看大气候，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指数狂升。一个典型例子是 Dow 指数，从1966年-1982年，16年，只升了一点。而1983 - 1999年，则升了12倍。投资要有好收成，便需和农民监察气候，照看作物一样。而不能盲目种植，守株待兔。投资市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冒出，要在各种信息中，分析出对经济的判断，需要投资者进行系统性的知识学习，并对经济体系、金融体系之运行有一定认识。而在全球化今天，更需要有广博知识，这是投资者所必须努力学习之所在。如果经济环境非常恶劣，单靠管理层，也未必能够应付。因此，投资者必须对经济环境和管理层之互动，有深刻认识，才能决定投资筹码之去留。
【负利率下的投资策略】考虑到现今负利率的情况将在未来数年继续维持，因此，笔者仍然继续大比例持有股票，而依赖 工薪收入+分红 抵抗熊市之现金流需求，并在有积余的同时，继续买入，而不理会大市将跌到多少点，于何时结束。投资策略上，不考虑任何现金或者债券，并不断用分红买入股票，继续长期持有，直至美国反手大幅度持续加息，才做下一步观察。
【锚理论的谬误】在股价从一个山峰走向另一个山峰的过程中，有意义的是买入点和卖出点的差距，以及中间收取的现金派息，而期间的波动，是投资者必须承受的，并不需以某一点为计算并作为参照系。这便是投资心理学所指出的，锚理论的谬误—-以某一高点或者低点为锚来评价一只股票的贵贱，从而决定投资策略。
这也是常见大多数用来讨论投资策略时，作为证据的例子中明显的错误之一，因为，投资者基本上，逃不过绝大多数的顶，也抄不到绝大多数的底，特别是类似香港市场等没有涨跌幅限制，在数日间直插v型底而又返回原先价位时，中间的波动，被用来计算贝塔值并用做衡量风险的基准，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
【波动的相对性】罗纳德·穆伦坎普(Ronnald Muhlenkamp)在他的《财富之路》中明确指出的，当所选择的数据，不是日线，而是周线甚至月线或者年线时，波动的幅度缩小了，贝塔系数随之减小，投资组合理论 CAPM 所谓的风险变小了。公司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所谓的风险，随着选择的数据而变化。如果那数日投资者外出或者沉睡，那么，风险还有意义吗？
【买入点与卖出点是关键】Ron 认为，真正的风险，是购买力随通货膨胀的丧失，而不是波动。笔者以为，在一个连许多如和记、安然、雷曼、AIG 等庞然大物都可以随时宣布破产倒闭，令到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市场上，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何时该买入，何时该卖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一是评估公司的业务和经营，二才是估值及随之而来的股票价格问题。这对于充斥着各种 ST 公司的新兴市场投资者同样适用。
【投资者的功课】全球化进程自17世纪加速以来，股票这一投资工具的出现，使民众可以通过契约持有股票，获得所代表公司一部分的剩余索取权。而资本主义精神的特质，是创造性破坏，其结果，是一些公司过眼云烟，一些公司则基业常青。因此，一旦买入公司股票，作为公司股东的小投资者，所遵循的投资之道，应该是全面理解公司所经营的生意，理解公司管理层的经营之道，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及技巧，监察公司现金流是否源源不绝，可以抵御各种意外风险，考察每一轮回之后，经营者是否获得更多可以收入现金的土地及资产，在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并进一步发挥成绝对优势，由此，投资者应预先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评估公司基础情况，再制定投资策略，在价格错配时买入，耐心持有，然后耐心伴随公司成长，直到市场过度高估才卖出，方是投资之道。投资者所应该着手学习的知识，是去理解经商之道，学习如何分辨出决定性战役，而非每天死盯股票机的行情，来得到市场对于公司的短暂评价。
【是否永远不卖】笔者明确反对 盲目买入，死抱不放 ，特别是由但总但斌所发挥的， 好公司不问价买入而终身持有 ，甚至买入后，埋入坟墓长眠便可以致富的方法。其原因是经济环境有变化，公司会老化，资本主义的竞争，创造性破坏，千变万化，各种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就如出发远航寻宝的泰坦尼克号，也可能沉没一样，无人可事先准确计算出长期下某一博弈的结果。公司股价每年按照复利增长的前提，是公司的每股利润，在不需要投资者追加新的资本金的情况下，可以保持同样的增长，而且，最终市场同样给予合理的估值倍数时才可能实现。
【考察企业】投资者只能不断用滚动式的方法，去评估公司价值及投资策略。而首要，是观察企业面对经济环境的经营策略，考察经过数个循环之后，企业是否能够利用经济大环境，在环境适宜，银根宽松时，适时而动，扩张发展，而在经济收缩时，能够稳守住现金流来保持企业正常运转，而不至于被银行和供应商逼债而倒闭。这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的赚钱能力的形式之一。长期下，体现的是管理层的战略，而非战术。这种一种赚钱能力的差别会最终体现在企业会计年报的长期盈利及资产、规模的数据之中。
【读年报及分析师技能】企业的年报，是企业管理层用来披露给股东，债主等相关人士阅读参考的，所以，投资者可以通过阅读，比较长时间（比如说，至少5年）的财务数据，来监控企业的运营。因此，投资者必须学习相关会计、财务知识，并以一盘生意的角度去看待观察一家公司。这就是笔者在《点评新财富分析师》排名时，引用林森池的评论，来说明分析师所需要具备的技能和素质之一。市面各种分析师的主要问题，是大多太年轻，缺乏从事一门生意的经验，无法从企业主的角度去看待企业的经营。同时，估值的倍数，也受市场气氛拖着走，从而无法形成基准相对合理的独立判断。
【从财报挖掘信息】阅读财务报表并对之进行分析，是一门可以学习的学问，不能简单因为其中可以有技巧可以隐藏利润或者数据可能作假，便置之不理。财报，理论上，不可能长时期对所有人说谎。常见的大部分风险，通过基础的财务分析及估值，均可以避免。比如一家长期ST的企业，意味着管理层实际上是在摧毁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将钱交给他们去经营，是一个被社会证明无效率的方式。再投资入这家公司，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否则一般的投资者将钱投入这家公司，只能说明是一种赌博行为，甚至一旦买入，管理层强制收购或者再次扩股，便很可能血本无归。典型的例子，是盈科电讯。
【分析优质公司】市场上有一类的所谓价值投资者，动辄说某公司（典型的例子，比如中国平安、贵州茅台、招商银行、万科、中兴通讯等）是好公司，然后盲目买入，长期持有，这些公司好在哪里？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在财报中什么数据体现出来？应该给予他们所谓的优势多少的估值？是这一类投资者最需要直接去面对的问题，也是常见的他们最缺乏详细理解的问题。
【高位买进的错误】投资者常有两种谬误，一是高价买入，然后公司股价下跌，而盲目死抱，误以为这是价值投资，动辄夸耀如何长期持有，却不知价值投资中所谓价值，强调的是估值，而不是长抱不放。笔者之前在文章中，便举出中移动作为例子，公司确实是好公司，上市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和手机普及化，上网人数不断增多，为每年为股东赚取的利润也不断增大，投资者可以搭乘大股东的便车，伴随公司成长。但如果在 IPO 后高位买入，然后股价一路下跌，要等7年，才回到当日价格。其原因，便是在买入之初的股价，已经估尽了未来几年的盈利。那些在48元买入中石油的，相信更是如此，随着各国政府不断印刷钞票，20年后，或许有机会重见这一价位。但届时，购买力已经大不如前。
【追涨杀跌的错误】另一种谬误，则是受曹总仁超毒害，曹Sir有名句，止蚀不止赚，勾上不勾落，主张追随趋势，价格下跌15%，便认为趋势形成，执行止损，上涨超过15%，便趋势出现，追随买入，又以移动平均线为指针，以250天线为分界线。这也是错的。因为如果公司股价从合理价位急剧下降，而公司利润稳步上升，正是市场出现认知错误，股价错配，加码买入的良机，而不是止损离场的机会。
【技术图形的本质】任何一种技术指标及趋势，均只是事后诸葛亮。图形的走向，形成什么形态，除了少数被人为刻意操纵外，实际上是一个概率问题。而不是一个准确走向。可以有统计上的概率差别，但却不能作为准确预测下一次出现图案的依据，《图形百科全书》一书，便是据此来成书，统计1929年以来的图形概率。笔者不知道所谓 技术分析 中的技术，从何而来。从词根上说，这意味着一种手工技巧的系统化。或者日本人的蜡烛图，用手工来绘制价格波动，可以适用这一名称。但以弓箭来对付火炮，却是必输无疑。据图形及涨跌幅度，进行所谓趋势投资的话，很可能在不断的止损及高价买入间，损耗掉投资者的小资金，更有可能的是被刻意画图的大鳄所吞吃。80年代初，香港的香植球，便是利用画图这一方法来操纵股价，因此，证券法案成立之后，埋下香大侠日后远走泰国的诱因。
【牛眼投资法】于是，曹Sir又引入牛眼投资法，主张在8只股票上，各少量亏损10%，而在2只股票上，大赚数倍，这又是错的。一只股票能够短期疯涨数倍，必须之前估值超低，而市场风向忽然反转而进入疯狂状态。投资者一方面无法准确判断市场情绪，二则不敢在上面投入大量资金。如果据之投资，很可能过早卖出，又高价追回。又或者只能作为谈资，比如说一个投资者会夸耀说，在2006年底买入江铜，然后一年间狂涨10倍，但其实他的持股只有100股。皆因货只有揸得轻，心理才不受影响，货重时，心理便扛不住贪婪和恐惧，而趋势追随和牛眼投资法，并不能给予克服心理因素，及揸重货的信心，只是助长了贪婪和恐惧的情绪。曹sir在信报撰写投资者日志数十年，教育入门者无数，可惜整个投资理念是错的。究其原因，是当日1974年，在逃过大股灾之后，买入和记这一庞然大物抄底而差点破产离场，令其对公司基础分析再无信心，为保存本金，便动辄采用止损之法，手上拿7成现金。或许炆平了短期波动，减少了贝塔系数，但却避不过购买力的损失。
【何时卖出】笔者以为，决定公司卖出与否之关键，一是强调对公司运营之道监察，通过监察公司运转，评估公司经营风险及盈利波动，来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公司，一旦出现致命性风险，比如公司整体经营战略错误，财富在管理层手上逐日被摧毁，又或者现金流严重枯竭，出现很可能破产的高风险，无论价钱上已经损失多少，均应立刻从防火门逃生，便如泰坦尼克号遇上冰山一样，乘客应立刻跳船逃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而如果公司经营得法，盈利稳步上升，便应从估值判断投资策略，关键是根据生意模式来选择估值方式，再以盈利、资产为基础，为之估值。
【专注于公司而不是股市】投资者付出真金白银投资，要如傅斯年所谓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笔者强调以知识为根基，专注于公司研究，而不是以 股市 的概念来投资。更不能以 赌市 的概念进行赌博。以行业，板块，市的概念投资，均是错的。每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有自己独特无二之处及运气所在，而失败的公司，除了大多死于现金流枯竭外，也有时有输得很独特的偶然原因，必须逐一分析。
【发现公司风险】笔者强调投资时，应时刻警戒公司所具备的各种内在风险。这些风险，是公司经营时的风险或缺陷，而不是股价下跌的所谓损失或者风险。这些风险，在经济平稳运行，风平浪静时，可能无声无息，但经济环境急剧波动时，便可能千里之堤，决于一穴，典型的例子，是中信泰富，损手于衍生工具交易。荣家世代经商，长袖善舞，此次却老猫烧须。因此，笔者特别写了一篇《金融衍生工具的财务披露问题》，说明现今的披露，对于小投资者甚不公平，投资者应该保持深切戒心。而冰积三尺，非一日之寒，投资者应该通过对公司的长期经营观察，衡量其他可能的内在风险。
【公司估值】估值以公司资产、盈利为基础，其前提是先根据公司所经营的生意，对应不同的生意模式，选择不同的估值方法。对于每一家公司，均应单独估值，不可以因同行业，而采用相同的PE估值。同时，时刻将估值与经营策略及盈利预期对应，再通过估值对照市价来决定投资策略及计划。当市场或者基金经理因为看不穿企业的博弈之道，给予负面评价而形成价格错配时，便是可能的投资时机。
【指数的作用】在一个进化的市场中，一个好的创意，过度误用，便会变成坏的结果。用指数来描述市场这一思维，过度推演的结果，便是个人小投资者，过度着重于指数而不重视个股。谭普顿明确指出，观察 股票市场 的合适的方式，是将其看成许多个别股票的集合体，而非一个指数数字。如果从个股的角度去看市场的话，每一只股票都由大量不同的买方和卖方构成，每一只股票，都有自己的市场。因此，市场中实际包含了大量个别的牛市和熊市。林森池在2007年的访谈中，用美国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道指包含了一系列的行业，因此，用一个笼统的整体牛熊市思想，来表达股市的起落，可能并不合适，比如在同样的指数下，前一刻，以沃尔玛为代表的消费行业涨，电子产业跌，下一刻则刚好相反，因此，尽管同样的指数，行业却各自呈现出牛熊市。这一思想中所隐含的道理，在今日的中国市场，被大量有意无意强调指数的专业人士和管制者所隐蔽，而未能为个人投资者所领悟。
【分散与集中】更有趣的事情是，尽管大师们都推崇广泛的分散投资，比如谭普顿、彼得林奇、林森池等，而且他们在从事基金经理这一工作时，确实是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投资，比如典型的林奇曾经一度有1000多只股票，而谭普顿也经常有几百只股票。但当谭普顿和林奇离开基金经理的位置，为自己的私人进行投资时，他们立即改变风格，采用非常集中的投资于少数几只股票，林森池同样的，在为自己私人投资时，非常集中的投资，一度只持有一只或者二只股票。
【指数无增长时集中投资】谭普顿的孙女在《谭普顿胜道》一书中，以1969年-1979年美国市场的例子，为谭普顿的做法辩护，在这十年间，指数经过一个显著的下跌之后，恢复到十年前的水平。如果在这一时期，采用指数投资法，那么，可能是白忙活10年。但同期，谭普顿成长基金采用集中，而不贴近指数的办法，大幅度跑赢指数。Lauren对此的解释，是谭普顿观察到了时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从而改变了投资策略。
【基金经理与个人投资者】从事后看，其（谭普顿）在基金经理位置上，对待他人资金和退休后，对待个人的做法不同，更多的可能是由于管理别人的钱时，要每年交业绩，从而需要熨平波幅，而在个人投资上，由于更可能扛住大幅度的波动而获得更大收益。从这一角度，可以看见投资策略的优劣，实际上与所处位置有关。一种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做法。作为个人投资者，绝不能迷信所谓专业分析员的看法，盲目投资指数。又或者误信美国数据达成的结论，采用定投指数的办法来对付现在的中国A股市场，而需要具体分析辨别。
【江恩理论】威廉·江恩（William Delbert Gann，1878年-1955年）他以神奇的以古老数学，几何和星象学为基础，创造出一种极其神秘的方法以分析股市。其重要分析方法当中之一的江恩正方形，据说是由埃及和印第安寺庙结构所开发出来的。他创立了一系列的规则，成为此后各类试图以 交易系统 打败市场的始祖。尽管事实上，其分析方法并没有后来者完全掌握并再次在市场上成功复制，但仍然有很多投资者迷信建立一套静态的交易规则，以打败变动不居的股市。从学术上，江恩在中国，气质上最相近的学生，可能是汪丁丁先生，汪先生用毕达哥拉斯式的神秘主义，用画图的方法来预测股市的可能走势及高低点。从一种科学主义的态度上看，股市的走势，如果和占星学或者易学有关系的话，那么，作者更适合去好莱坞编写剧本。汪先生在股市上没有什么名气，也可以看出市场在这100年间的演进。
【股市名利场】股票的即日交易价，实际上是无数独立行为人，基于各自的情景，对手上所持有的股票相对于现金进行独立估价，然后在市场上交易而成。如果没有其他机制来使股票对应的金融产权和实体企业发生直接关系的话，那么，股票的买卖，实际上和赌博无异，而手中掌握大量资金或筹码的，便可以直接操纵股票价格。更有甚者，还借助股票对应的实体公司，操纵会计报表，制造账面盈利或者亏损，以配合炒作。而新闻财经媒体，名流经济学者，更喜危言耸听，以博眼球。金融海啸，所谓百年一遇，许多学者专家，便利用这一机会，抛头露面，搔首弄耳，赚尽演出费，对于投资来说，实际均是影响投资的噪音。市场中的炒作者，更是利用这一机会，放大市场波动。投资者若无火眼金睛或定力，很容易便将手中股票低贱卖出，而后不久，便又失去记忆，高价追入，一来一往，高买低卖，非但无法盈利，更是白白送钱与人。
【小投资者策略】对于小投资者而言，需要决定的头等问题，实际上，是 股票-定期存款-现金 配置规划，然后是选股、估值问题。前者是令到投资者在市场逆转时，有足够粮草可以防守，后者则是在市道进取时，有足够盈利。而市面所传授之跑赢其他基金的策略，往往需要特定条件，非小投资者所具备。（比如巴菲特便利用金融海啸在高盛要求援助时，设计定向发行的可转债，便非小投资者可能）
【选对公司与估值最重要】最关键的两个事情，一是要选对公司并监察其运行，二是估值。由于涉及的参照基尺及投资者的期望，因此，估值永远是一个模糊的区间和相对的问题。只有在界定了参照基尺和明确投资者的期望之后，谈论估值区间和策略才有意义。而对应于利用A股市场的参与者的大幅度认知偏差所导致的价格大幅度波动，试图低买高卖来赚最大化的利润，即是选时策略，笔者未见有任何书籍或者方法，可以准确的估算并以大概率预测出较为接近的顶和底。
【不断累积股份】笔者倾向用自己的方法，规划资金分配，以自下而上的方法，为公司运营估值并不断利用财务报表监察，再利用分红累积股份，当每股现金分红随盈利逐年增加，所买入股票市盈率倍数保持不变时，股价自然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自可不必理会股价波动，反而可以利用市场的意外冲击获得更多股权而增大盈利，当选时策略者的出错机会随着击球次数增大时，以静制动的投资者，由于减少了出错概率和交易成本，长期下将会打赢选时的策略，同时，持股的过程，也收获心理的安宁。
【人寿估值】多尔西在《股市真规则》中说，
人寿保险公司行业的财务报表与其他公司不同，非常难以看得清楚，更奇怪的特性是，保单的有效定价，实际依赖于关于未来的各种精算假设。前提假设若果差之毫厘，其结果，便失之千里。
【个人投资者劣势】个人相对于机构来说，有着很多劣势，明显的劣势之一，就是研究力量薄弱，机构可以群策群力，采用集体作业，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打赢诸葛亮。个人则只能孤军奋战。另一个明显劣势，则是机构可以消耗大量的金钱和人力，进行企业调查，从而获得更多第一手信息。这一部分调查，由于机构所控制的资金量大，从而平摊下来，每一单位资金对应的调查支出，便显得很小，而相对于资金量很小的个人来说，进行这种调查殊不现实而且成本极高。信息上有相对劣势。
【个人投资者优势】个人相对于机构，也有一些优势，其一，便是资产配置。在整个投资策略构造中，总共有三种模式的投资策略：选时，选股、资产配置。
【收益与资产配置之关系】根据 Ibboston 和 Kaplan 于2000年发表的研究，长期来看，基金收益的变化中，有90%来源于资产配置的变化。斯文森在《机构创新之路》第4章中，提出质疑意见：他举一个例子，假设一个组合中只包含一只股票，同时，采用 buy and hold 的办法，长期持有。那么，长期下，收益便只与股票的选择有关。而与资产配置无关。
笔者认为，由于个人组合规模小，规则上完全不受大型基金规则的限制，可以更加灵活弹性。对于个人来说，策略上最简单的做法，是根据个人的投资目标，选取数只股票进行深入研究，构建自己的组合。当采用集中投资的形式时，组合的成绩，便与股票选择及占组合比重有关，而与配置无关。
【未来10年】
1. 未来10年，经济成长依然是政权合法性的默认理由和遗训。朝野将继续一致不顾廉耻的赚钱。2. 金融继续有限度推进开放，但节奏会比 WTO 设计的慢。
3. 股市成立20年来，未经历正面的冲突及纷扰，而未来这种冲突看起来更加频繁，每一次外生冲击，可能都是买进的机会。
4. 年轻一代独立精神将更加明显，从而熊彼特式的毁灭式创造将更加频繁，各种新兴经济仍将继续层出不穷。
5. 传统工业生存压力更大。但中国的制造业地位不会失去，只会搬到内地。而人工会越来越贵，从而逼产业更快速升级。
6. 各种冲突频繁，末世情结和焦虑感更加强烈。一夜暴富的心态和弱势阶层的情绪弥漫到更多人身上。这种心理作用，体现于股市将多于楼市。
7. 由于全民炒楼，因此楼价已经进入高原平台期，暴涨机会依赖于钞票的印刷程度，跌起来则可能时间非常漫长。
8. 人身安全及健康的问题，会比过去10年更加明显而突出。
9. 全球化和网络化不可抑制，墙是愚蠢的老人政治。
10. 未来10年，最大的冲突，是老人政治的僵化和年轻人的诉求之间的冲突。
【不投资是最大错误】如果投资者空负屠龙之技，却长期看空，不敢下场买货，总期望低处还有更低，最终股市回升，却又不敢追入。比如说，躲过2008年海啸者，往往在1664还期望更低而不敢入市。又或买错货，错将冯京当马凉，看好市场，却买了末日认沽权证，也终一无所成。这即是《谭普顿投资16金律》第十一条： 不投资是最大的错误 。
【投资三要诀】：
1. 重视初期积累，入市的本金不能太小。
2. 重视回报率。要学习正确的投资之道，不可高位追货，低位割肉。
3. 利用长时间复利。保持身体健康，长期投资。
【滚雪球】以股权及盈利增长为核心的投资方法，其关键要害之处在于，基于一适量本金为基础，利用时间复利及可合理达到的回报率，进行累积财富。巴菲特将这一方法，比喻为 snowball ，在一个长长的斜坡上滚雪球，斜坡越长，积雪越厚，到后来雪球便滚得越大。
【戴维斯双击】投资者在股票市场，所能获得的利润来自两部分：
1. 该股票所代表的企业的盈利增长，带来企业实质价值的上升。
2. 市场其他交易者对企业的实质价值的错误定价。
这两种收益一起的作用，被称为戴维斯双击。即是每股实质盈利随时间上升，以及估值倍数的修复，双重作用，带来惊人获利。而对应的一种反向作用，由于盈利增长放慢及高预期倍数向低预期倍数的修复，从而带来股价大幅下跌的，则称为戴维斯双杀。尽管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在短期内，没有很大变化，但股价却出现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便是来自股票市场的参与者对股票价值定价的差异，也是第2类收益的根本来源。
简单可以看到，要获得这种双击收益效果的前提之一，是在大跌市买入，大牛市卖出，而不是相反。因为只有大跌市，特别是长期阴跌，高度恐慌的市场，才能带来极度便宜的股票，而长期大牛市的百股齐升，突进狂飙，则为卖出昂贵股票提供了机会。
【格雷姆式的静态价值投资方式】传统的价值投资者，遵循格雷姆式的教导，投资赚钱的方式，是静态价值及隐含资产的清算，进一步的，由于这种清算可能性，如果投资者能够购入一篮子低PB,低PE或者即将破产，但其中隐含优质资产者（这在中国类似ST股票），那么，迟早会通过出售给有能力清算者，或者直接清算实现其价值。这种投资方法，并不是以未来盈利为导向，严格说来，是一种静态的投资方法。即在此刻时点上，股票隐含的价值，超越其目前市场价格。
依赖对隐藏资产进行清算的格雷姆式投资，其所可能的获利，依赖于清算时的价值，及投资者买入时的价格之差。常规而言，这样一种清算收益，远大于12%，多数可以达到50%以上，或者翻数倍的情况。
但是，这类收益的年平均回报率，实际上与清算时间点有关，尽管有一些资产，也同样会随着时间变化，比如说，房地产及黄金矿产、石油等，很可能会体现货币通胀的力量。但整体上，这些静态资产的投资价值，其年回报率会随着清算时间的延长而降低，这意味着投资者所可能获得的回报率，实质上依赖于具体的清算时间点而定，而这对于非主动型投资者来说，实际上是不可控的。
逻辑上，如果能够持续寻找到可以清算，并持续快速的实现其隐藏价值，那么，其模式也会类似于一系列长期增长的企业。因此，早期巴菲特，学习的是格雷姆式投资，试图以参与企业清算的形式，通过加速企业清算时间，来提高投资回报率。但是，当1963年，他试图清算丹普斯特时，全镇的人起来，像反对……一样起来抗议他。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清算获利的投资方式的困难性，以及其不可能持续性，特别是为了提高回报率，巴菲特重仓押注于其中时，更是如此。
【动态投资法】以盈利增长为导向，则是巴菲特在学习了费雪之后发扬的路线。如果盈利回报率，能够达到年12%以上，连续增长30年，则可达到32倍回报。40年则可达到93倍回报。当投资者以一合理回报买入，然后在日后以同样倍数的合理回报卖出，那么，其获利所得，便以数十倍计算。而如果能投资50年，以同样回报率计算，则其复利倍数将极其惊人。这是时间复利为投资者带来的收益。
这两种投资方法，一是静态的，一是动态的，其关键区别，就在于对待时间的视野。
【换马】正是这样一种经历，促使巴菲特走向以合理，或者偏低价格买入增长股，并长期持有的策略。但是，如林森池所指出：长期增长的企业，要有良好的经济环境配合， 千里马 才可奔跑自如，若是经济环境差，就算是最好的公司，也很难维持12%年复息增长。例如1990年至今的日本，最好的“千里马”只是原地踏步，不能取得进展。1997年后的香港也出现同样情况。反而，现时的中国内地仍是一个茂密的大草原，可让 千里马 尽情驰骋。
企业的增长总会见顶，行业龙头达到一定程度后，在市场接近饱和时，便需要去侵占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以保持其增长，而这往往带来激烈的战争，从而降低其利润率。进一步的，当企业继续增长时，很可能会达到垄断并吞噬整个市场，从而导致直接竞争者，转而开发新的代替品而非直接竞争，高利润促进技术开发，而技术的进步，将毁灭现有的市场占有者。全球化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的结果，便是使得潜在的利润大增，从而促进更为剧烈的技术变迁。
这意味着，如果以40-50年作为投资时间的长度的话，实际上，很难有企业能够保持这么长的时间内，维持一个合乎投资者预期的增长率。如同林森池在2005公开大学演讲举的例子一样，可口可乐，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能维持高速增长，而汇丰控股尽管超过100年以上历史，也只是其中一段能够有高速增长。因此，投资要密切监控企业，并适时换马长跑，其原因在此。
【资本市场急功近利的缘由】（对失去财富的）恐惧心态，使得现阶段的富人，不可能在资本市场上做长久规划，因为相对于产业资本的实物资产来说，金融资产依赖的是对制度的 信心 ，而这一点，结合对被无限制的权力随时掠夺的恐惧而显得特别虚幻。少数从实业资本转移出来到资本市场上的，也是极其短期的掠夺心态，而非做长期慢慢积累的规划。特别是，相较于过去20年来，财富以倍数，几何级数增长的速度而言，12%的回报率显得非常可笑。穷人，更是视股市为一夜暴富的博彩场所，因此，现阶段资本市场充斥着各种短平快的心态，毫不为奇。
【股权所代表的实体经济回报率降低】从长期上看，资本市场所代表的股权背后，仍然是实际产业。中国赖以成名的制造业，在资源、人工、税收、竞争等各种力量的挤压下，日趋艰难，其实质回报率也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的激烈而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其股权的股票的整体长期实质回报率，不可能有超越式的大幅度回报。
【利用错价与时间复利是王道】在未来有限的股票实质回报率的限制下，投资者试图获得高额回报，除了要利用其他投资者的错价之外，还必须依赖于长时间的积累。也即是说，此刻的投资者，必须对未来的投资，有长远的规划和视野，才能合理设定投资规划的回报目标，以及由此制定相应的策略。
【企业增长的实质性】有很多企业只是利用收购兼并来扩充规模，其原因是其管理层只有扩大了资产规模，才能获得更高的薪金回报，而不增加企业价值及利润的扩张，实际上只是摧毁股东财富。因此，作为小投资者，第一步，是将目光从企业规模的扩大，转移到企业整体利润的扩大。
【重视每股盈利】除了关注企业整体盈利增加之外，更需要注意的是每股盈利的增加。因为企业不可能无中生有，要扩大资产规模，实体企业要借入资金，添购机器和地皮，雇佣人工，金融企业则需要扩充资本金。因此，投资者需观察其资金来源，以及资金的回报率。如果企业的本金，是来自不断向股东募集资金，而规模的扩大，降低股东的边际利润时，则降低了投资者的回报率。
【细究每股盈利之来源】投资者不应该简单地观察每股盈利，又或者纯粹从财务数据简单外推，而是要看到企业生意，如同林森池所指出的，以立体的方式，观察企业，观察其资金来源，观察其收到资金之后，投向何处，观察其资金的回报率，考量其未来盈利，才能知所行止。
【教条主义乃投资分析之大忌】市场上的分析师，常见的错误，就是学习了一套比率分析，将其作为一个黑箱，不管什么企业，都照套上去，输入后，便得到企业的估值。很多时候的券商报告，多数如此，这实际上是书没读通的表现。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都有其独特之处。关键之处，仍在于投资者必须学习到一种变通的方法和思维，针对具体问题，用具体的分析方法进行处理。
【过去与未来、财务与战略】财务数据只是代表过去，而投资者所投资获利的是未来，因此财务分析的一切数据，只是数据而已。投资者更重要的，是要具备长期的历史感和大局观。如果说，关于过往的财务分析，重在精确，那么，关于未来的判断，模糊不要紧，关键是要押中。许多的财务分析师或者会计师，限于学科知识，缺乏生意头脑，因此喋喋不休强调于财务细节，而没有看到未来。在这方面，生意头脑和行业结构、长期宏观走向，影响企业生死攸关的具体战役及政策，远比财务细节更重要。
因此，投资者特别要牢记的是，财务数据只是代表过去，而投资获利的是未来。企业的盈利，实际上，是独立于投资者的出价之外。投资者利用财务数据，衡量企业的长期盈利，实际上只是用以协助判断未来，并进一步为此刻出价做帮助而已。
【估值】估值的问题，实际上非常简单。达摩达兰的教材《为一切资产估值》，便体现了一种 一招通吃 的万能招式。按照传统教科书理论，一切资产的价值，等于其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即是 DCF 。前提是知道其未来的现金流，及资本成本，即折现系数。
但实际上，这两者均不可知。因为前者依赖于企业的经营，这又依赖于实际的经济环境及管理层的应对，后者依赖于通胀系数及资金成本，长期下，这则更为模糊。所以，拘泥于DCF的数学运算，实际上是屠龙之技。
【正确判断未来盈利增长环境】投资者应该清晰的知道，PB,PE,PEV 等诸种比率，实质上均是 DCF 的简易版本。一系列的比率的使用及调整，具体而言，依赖于投资者衡量的基尺和目的而具体使用。而随着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时间越长，估值的精确度需要便越低，因为企业盈利增长波动的影响因素，将随着时间复利的作用，而超越估值的数据精确性。比如说，假设持有该股票的时间是10年的话，那么，未来10年的盈利增长环境，便将比此刻买入价10%-20%的波动差异，显得更为重要。
【投资者目光视点】投资者应该将目光从媒体中移开，转而转向所投资企业的运营情况，关注其长期盈利可能性，以及合理审慎的为其出价，然后静待其盈利上升，并以合理或者高价形式卖出，才是真正的股票获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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